中国的城市化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成功将半数以上的人口变为城镇人口。我的问题是，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空间规划有什么潜在的意义及限制因素？

　　首先，探讨从上海到南京的长江三角洲出现的史无前例的城市群，通过这个例子说明我所讲的“高复杂性”。其次，我会阐释对这些人口聚集区进行规划的重要性,重点阐释北美城市系统中的城市形式。

　　城市超级有机体

　　长三角地区占地约10万平方公里，比加拿大纽布伦斯威省大一点。长三角地区包括22个城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上海（2180万人）、苏州（1050万人）、南京（820万人）、宁波（760万人）、无锡（640万人）和杭州（620万人），地区总人口超过1亿人。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的标准：长三角的面积是加拿大国土的百分之一，但人口是加拿大人口的三倍，平均人口密度达到1000人/平方公里，在主要城市的核心地区，人口密度甚至超过4000人/平方公里。

　　长三角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该地区GDP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目前仍以8%的年增长速度增长。根据这些数据可以预期，长三角是一个高度互通的地区，城市间有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相连，任意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不超过两小时。每个人都有移动电话，计算机市场达到饱和也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20年时间内，再将三亿农民转移到城市。毫无疑问，这将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的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从空中俯瞰，长三角已经是一个连续的城市带。你可能说，这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极端案例。但城市带在中国并不鲜见，另外两个相似的城市带是京津冀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亚洲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多中心城市群，如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城市群，印尼爪哇北岸的雅加达城市群，印度的大孟买地区。

　　1961年，法国摄影家简·戈特曼把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绵延700多公里的城市群定义为“超大都市群”。现在，该地区人口约500万，是20世纪60年代的两倍，但其人口聚集程度远低于长三角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城市群。我采取了一种与戈特曼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把亚洲的人口高密集城市地区称为“城市超级有机体”(“urbansuper-organisms”,简称USOs)。

　　在我看来，城市超级有机体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聚集区形式。我把它定义为一个高度密集、富有活力、五个维度的城市空间，某一个点上的改变都会扩散至整个系统。除了传统物理空间的三个维度，时间是第四个维度，展示了亚洲USOs的内在特色，即经历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社会空间规律变化。最后一个维度，是人类面对面和通过电子渠道建立的联系。这一维度难以测量，但可见的是，组成USOs的几个核心城市之间交通时间和距离在缩短，单位人口拥有的计算机数量在上升。

　　城市超级有机体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一般拥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个自我组织的城市系统。其产生过程没有总体规划，其发展过程也没有中央协调。在城市超级有机体中，几百万决策同时产生，且在总体上相互联系，整个系统呈现动态平衡。

　　第二，城市超级有机体是围绕相邻的古老城市中心进行的缓慢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叫做城市边缘区，因为每一个城市中心都被不同类型的郊区围绕。这些边缘地区的更外围地区，一般为中心城市的需求服务。在系统扩张过程中，它们也会与相邻城市的边缘地区重叠。相邻城市边缘地区的共同成长，可以称之为城市界限的形成。

　　这些低人口密度的城市边缘地区，在USOs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们提供了食物、淡水以及城市人口休闲娱乐的地方，还为中心城的发展和垃圾填埋场、废弃物处理场等提供地块。在亚洲地区，城市边缘地区早已被村庄和生产性用地占据，所以，它们城市化的过程充满了拆迁和冲突。农业用地会越来越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这种现象在欧洲也曾经出现过，被托马斯·西乌尔和其他一些学者称为“中间城市”。

　　对一些观察者来说，城市边缘地区是一种混乱又是多用途的土地利用形式。艾伦·伯杰在其《棕地：美国城市中的废弃地景观》（Drosscape:WastingLandinUrbanAmerica.）一书中，记录了城市边缘地区的中间角色。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密集城市边缘地区，与此并无太大差别。农村就地被城镇化，被贯穿整个地区的基础设施网络和更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这些新成长起来的城市聚集地区之间的实际空间时间距离持续缩短，从而让它们在多个地区更像一个城市集体—一个人类聚集区。

　　第三个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城市超级有机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为“负外部性”的问题，并损害了整个系统稳定性。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仅鼓励缩小公共部门，城市超级有机体就缺少了自我修复的能力。而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有助减缓或可能扭转这些经济增长的“副作用”。

　　“负外部性”的四个典型类型为:空气、土壤、水及地下储水层的退化；日益增加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大规模失业，尤其是青年人失业；政治腐败和犯罪率上升。这些“负外部性”会威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城市规划的真正意义

　　在高度复杂的城市系统中谈论空间规划的意义。我们将视线转出中国，回到北美大陆，尤其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主要城市群蒙特利尔-温哥华-大多伦多地区，与中国的城市超级有机体相比发展等级远远不够，但同样具有高度复杂性，也适用于类似的规划逻辑。

　　城市超级有机体是非线性、规模巨大、迅速变化的城市系统，它们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而且处于一种“自驾驶模式”。进一步说，城市超级有机体五个维度中有两个涉及空间规划。这两个维度并非驾驭城市进化过程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规划主要是让基础设施公共投资顺应需求。

　　我用一些特例说明规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城市变化不是政府规划文件能指导的，而是百万个行为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半个世纪前，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曾表示，全面规划是不可行的。他在其经典著作《民主的智能》（1965）中提出了一套决策方法，即“离散渐进主义”和“分离的相互调整”。我不知道林德布洛姆那时是否知道，英国控制论专家罗斯·艾什比有关需要多样化定律的理论，比他的理论早了十年。艾什比的法则是：对任何问题的解决必须与问题本身一样复杂。科学模型本质上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然而,没有哪个模型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模型缺少必要的多样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适合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天才完美计划。

　　林德布洛姆的“分离的相互调整”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先进的方法，但没有解决恶化的自然环境、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等四个问题。林德布洛姆在规划社会福利方面也是不适当的。

　　首先，在五个维度的城市系统中，我们必须在最低层次上利用其自我组织和解决问题的内在能力。这称为辅助性原则，这个原则提倡权力应该被下放到能够有效决定的最低层公共机构。因为高度复杂性的系统，只能通过使用最小可能决策单位来有效管理。但是，中央权威机构在一个分散化的系统管理中同样需要。不仅仅是为了监控系统表现的各种指标，也是为了完备市场之外的公共服务领域。

　　第二，由于USOs决策环境不稳定，产生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高度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需要更高的收益率折算未来的成本，所以，他们会偏好能快速产生较高收益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主要在房地产行业而非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主要是公共责任，投资回报期较长，一般从30年到100年不等。如果能够通过更加全面的社会规划减少不确定性，那将产生多重社会收益。例如，长期投资将变得可行，房地产泡沫的周期性威胁降低，更多的资源将会被用于解决人力资源等关键问题，社会就业机会将增加，社会不平等将降低。

　　为达到上述目的，最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会媒体与相关利益方分享信息。我们可以想象，规划是在公民行动的分散点上精准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合作性举动。

　　派特斯·希利及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了降低不确定性的另一种方法，即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有三层意思：第一是在特定政策方向中选择优先项目；第二是公民组织对现有政策的创造性补充；第三是二战后法国国家规划者称之为“说明性规划”的内容。

　　“说明性规划”由让·莫奈和他的同事发明。法国商业精英们在战前偏好稳定。革新者们把法国经济体和政府中的利益相关者召集起来，通过一系列圆桌会议和现代委员会机构，讨论投资计划和相关政策。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曾表示，“战后法国的经济复苏，主要是因为向经济中输入了新的人力和新的态度”。现在，我们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说明性规划”，例如沟通性规划或社会学习。但不管术语是什么，这种规划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分享信息的结果。

　　跟随这个逻辑，USOs需要动员社会能量，共同进行创造性思维。然而，分散的政策创新最终分散智慧政治能量。在任何一个试点，城市规划者只能追求和达到有限度的规划。

　　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城市规划者使用的语言。有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位于圣地亚哥的全球行动研究中心。该中心最近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凯斯·佩佐利创立，聚焦在四个项目上：社会学习和公民参与；创造能够持续管理的新的政治生态环境；民主化科学和技术；创造新的持续的就业机会。佩佐利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邻居同事关系网，作为推进该项工作的机构。他们的全球行动研究也正在进行。

　　第二个是由莱奥尼·桑德罗克建立的行动，他们相信需要一种新的规划实践的语言。他们认为，如果想要使普通公民融入改变社会的合力中，必须调动他们的感情因素，而不仅仅是理性思维。为了吸引人们，规划者必须摒弃官僚语言和学术语言，应该使用多媒体和其他能够打动人心的形式。

　　所有这些都不是容易的。我们要面对的是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些努力是必须的。受到最少阻力的路径，并不是人类繁荣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