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信息

　　对城市规划的非参与者来说，城市规划看似是一种只读的可视化野心。实则，这种野心的制作人对此无能为力，城市规划的孕育过程是秘密的、充满私密野心的少数派成果。私密的野心需要公共的野心包装，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假信息，过度的信息，通过华丽炫彩的可视化成果掩饰了虚弱而贫瘠的基础设施，在“营养不良的根茎上嫁接更多的实体”。

　　二十一世纪属于城市规划的时代，进口的高速铁路在前世纪的农业景观中穿驰而过，进口的建造技术在十九世纪的基础设施上再造或复制剪力墙混凝土群。甲城市需要再造一个罗马，乙城市需要新建一座纽约。

　　城市规划的规范和地方技术规定决定了城市形态，决定了百分之九十的住宅是六层、十八层、十一层和三十三层的。城市土地变成乌托邦各自为战，充满世俗的欢乐主义(当然其另一面则是反智主义)。本世纪的城市由匆忙的规划草就和混凝土建造，并且由高速铁路连接，高速铁路让沿线四线城市城市有再次的复苏憧憬(幻觉？)——至于其效果则通过房地产指数攀升与否来表达。

　　高速铁路城市

　　永远是更多的基础设施。北京至徐州，北京至济南，北京至合肥，国家巨大的民族核心(江苏、山东、安徽、浙江等数省)由高速铁路的基础设施连接，古老的儒兴区域网络化为城市复制的灵丹炼炉。网络化之后的这一区域居住数亿人口，就像一座庞大的独立城市。这座可以使用通用方言的巨大城市，它最重大的危机是缺少本土化的野心、和后计划生育时代的人智匮乏。

　　所以事实上的北方经济首都(东北、华东、华南等其他亚区我们还要另加讨论)正在从北京(点)变成京沪铁路本身，线性城市或网状城市发展的未来一览无余，曾经说农村包围城市，今天是“网格上”的城市包围“网格内”的农村，农村成为城邦时代被控制的城市经济附属品，“农村”不再是事实上的经济和政治单元——它被其周围的城邦撕碎吞没——人口外流、资源永久性转出、失去土地出产品的定价权、失去进口必需品的议价权、间或进口城市回收垃圾或掩埋城市污染物等。

　　城市食物链

　　在这个网格化的城市世纪中，若把世界市场比作经济生态圈，那么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从属关系亦在更大尺度上反映到世界关系中：不要担心河北农村在事实上被北京撕碎吞噬，也不用担心安徽农村在事实上被上海都市圈吞食，因为北京、上海都市圈亦无非是供养更多其它世界城市的经济单元之一，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它们真正拥有经济优势甚少。各省份农村地区的产品被本地城市所收购，并且通过这个吞噬过程被吸干人口(通过转移就业岗位)与资源，而本地城市亦在更进一级的经济层次上被海外城市或者其他超级城市圈所吞噬。这样来讲，北京、上海对海外市场订单的依赖，与河北农村和安徽农村对北京出口的行政产品和上海出口的商业产品的依赖如出一辙。

　　在这种结构关系上，没有人把农村看作农村——它只不过是经济部门单一，经济生态薄弱的单纯人口聚集地，它提供原材料产品和无差别化的普通人力资源。同理，没有人把北京看作北京——它只不过是全球市场中作为产品采购和高级人力资源低价输出的超级批发市场。

　　复杂社会的蝴蝶效应

　　用未来的贷款建造的高速铁路、网格化的资源收集器(矿业、地产业导向性城市经济)、以及缺乏信用的城市规划野心，共同埋下了本世纪的城市隐患。这种隐患的任何一次危机提升都需要更多的透支未来、更密集也更穷尽化的资源收集以及更秘而不宣的城市规划，种种危机将指数增长，直到有能力使我们的城市能够停止对全球市场特定产品的依赖，实现经济类型的升级。我们就像罗马帝国一样在更贫穷的土地上试图透支更多的未来。

　　城市，作为一种复杂化结构，其自身发展的维持(即复杂化投资)所需要的边际成本的增加速率取决于其本身发展的微妙均衡。基于复杂社会的运行机制，“边际回报下降使得复杂化策略在整体上不再那样诱人 ... 当复杂化投资的边际成本过于高昂时，社会不同分支就开始消极应对或积极抵抗”。(《复杂社会的崩溃》)

　　我们生活在危机重重的复杂化城市社会，任何一朵蝴蝶所煽动的翅膀都涉及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脆弱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