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元月，兰州市副市长任震英同志与我谈到北京的规划建设时，转述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悔不听当年梁先生‘新北京’的意见。现在把北京搞乱了。”对此我感到很惊异，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此后，不少人风传梁先生的“新北京”规划，问及我时，我都如实说明我亲历的经过和看法。由于历史的原因，或处于备战的考虑，当时的“梁（思成）陈（占祥）方案”中央机关行政中心过于庞大，并不符合北京建设的实际。

　　1950年2月，梁先生画了两幅图：《行政区内各单位大体布置草图、附与旧城区之关系》和《各基本工作区（及其住区）与旧城之关系》。其实，它们仅仅是梁先生“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的附图，并非正规的城市总体规划。所谓“梁陈方案”也仅此而已。实际上，当时中央机构还没有定下来，也不可能对机构的选址、建设作出规划。后来，梁先生反对在长安街上把纺织、煤炭、外贸和公安4个部沿街一字排开的布局。他建议：为文化习惯的需要，保留中国都市计划的优美特征，不模仿不合便利条件、不合美感条件或破坏本国优美传统的欧洲城市类型（亦即避免欧洲19世纪以大建筑长线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遵守民族传统，建立有中轴线的建筑布局，每一个单位各有足够的广阔空间的托衬，有东方艺术的组织，尤其因为这种部署能符合最现代空间，能控制交通和解决停车问题，所以更应采用。

　　1952年，梁思成（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要我作一组中央机关的建筑群规划布局示意图及一组北京市机关的建筑规划布局示意图。我对梁先生的新行政中心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我认为这样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比旧北京的皇城规模还大，两个平行的轴线形成二元性（Duality）效果，而且新旧两个城区截然分开，会不会像印度的旧德里之于新德里似的，贫富差距会更严重。梁先生说你先去看地吧！我和陈占祥（时任北京市建设局企划处处长）一起去三里河看现场。当时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只有三里河清真寺屹然独立，其位置处于今天的西城区，在白云路与玉渊潭至西护城河引水渠之间。考察完毕，我们就暂时以清真寺为标记作了一组建筑群规划。对照长安街上几个部的规模，这个建筑群只有梁先生新行政中心规划的约1/10的面积。1953年后，张开济（著名建筑师，曾担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又进一步将这个建筑群规划示意图作成‘四部一会’的规划设计。所以梁先生的“新北京”规划或“梁陈方案”最终已演变为“四部一会”和范家胡同市府大楼的规划设计。另外，当时出于战备的考虑，国家机构不能过分集中，其他的部委分散布置了。

　　再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梁先生1950年时对“行政中心”用地面积的估计：“大过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需的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所以才会形成一个与旧城面积不相上下的“新北京”。但经过两年的实践，长安街上四个部的修建，无论建筑面积还是用地面积都远远小于原来的估计，所以“新北京”也自然而然压缩成“四部一会”建筑群。当建筑群设计面积压缩后，这种规划布局上的二元性已自动消失。但讹传的“新北京”规划（“梁陈方案”）则存在“二元性”问题。

　　关于城市规划总体布局，我去国外考察了几个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首都后，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概括地说：城市只有一个主轴线。如：华盛顿和新德里是东西轴；巴黎也是东西轴，新巴黎（拉·德芳斯）位于轴线的西端，与东端的卢浮宫遥遥相对，中间是凯旋门和星广场；罗马因城中心是古罗马遗址（废墟），所以整个罗马城缺乏一个统一的艺术布局结构，因此，在墨索里尼执政时，规划建设了一个“新罗马”建筑群。新巴黎（拉·德芳斯）的设计布局借鉴了“新罗马”的做法，不过位于轴线的一端，改进之处是车行道与人行道彻底分开。

　　从完整保留下来的“梁陈方案”原件判断，其庞大的占址规模，不但当时不可能实现，即使今日北京人口已超过千万人，仍然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中央机关行政中心建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