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通过西咸新区的探索实践和我们的思考，我想解答这个问题。

　　旧城镇化透支环境、人口和土地红利

　　首先应明确旧的城镇化是什么。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处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其中有两个高潮：一是在“一五”、“二五”期间。西安市就是这个时期的典型样本。国家“一五”计划布局的156个重大工业项目中有24个落脚在西安及其周边。这个时期城镇化的重要特点是企业带动城镇化发展。二是在1990年后这20多年，特点是以产业园区带动城镇化发展。二者共同点是均以GDP为导向，即产业主导城市。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跨过50%的节点，在和平条件下5亿左右的农民由农村迁徙到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社会变迁，可以说，我国政府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稳定发展的环境中推动了城镇化这一巨大社会变革。

　　这种产业带动城镇化迅速形成规模，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将其概括为“三个透支”：一是透支环境红利。经济高速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二是透支人口红利。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价格低廉，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城镇化，工作在城镇，社会保障服务还在农村，大多数依然贫困地回到家乡，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三是透支了土地红利。土地财政支撑了中国快速城镇化。农民手里的土地被征用，变作城市建设用地实现增值。增值的部分用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我们的城市就是如此发展起来的。

　　这种土地财政的负面影响使城市“摊大饼”式无限扩张。无论珠三角、长三角还是西安，往往都是在城市周边进行组团开发。依靠银行、企业和政府的力量，通过商业贷款进行开发。沿城市边界的开发成本低，土地溢价率极高。如果这种模式赚钱，利益导向一定会如法炮制，不断扩区；即使不赚钱也要靠预期的土地收益来还贷，还要继续扩区。这种翻跟头似的土地财政模式是导致城市摊大饼建设的根源。

　　西咸新区的新型城镇化实践

　　第二个问题：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中国的城镇化实质是由人口迁徙带来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变迁。未来20年仍然是中国城镇化的高峰，还有2亿多人要进入城市，到城镇化率70%左右时趋于稳定。所以，未来我们的发展一定要吸取前一阶段城镇化的教训。我认为新一阶段的城镇化核心问题在于以社会建设来引领。

　　城镇化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相结合，关键解决三个问题：农民如何转为城市居民、农地如何转为城市用地、农业如何转为城市产业。

　　第一，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西咸新区强调几个管理：一是梯度城镇化的管理。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但前提是社会分工，即大量人口由主要从事农业变为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二是城乡社会管理的一体化。三是让农民带着土地和劳动力两个资本进城，农民进到城镇后同时还拥有土地，可以就近自耕，也可以通过土地确权、流转来实行适度规模的公司化运作，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可以成为职业农民。四是保留一部分农业，鼓励城市工商业资本和消费下乡。改造传统农业，使农业成为复合型的高附加值产业，接近或达到城市产业平均收益水平。五是社会保障体系接近或者达到城市的水平。当然还有基础设施和社会配套，学校、医院也都要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我之所以提出梯度城镇化，是因为城镇化无论是城乡配套水平还是产业水平，都有一个梯度化的过程，这是普遍规律。北京的基础配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要远远高于西安，与西安形成一个落差。西安和咸阳又会有一个落差，咸阳和周边县城还有一个落差，县城与村落也有一个落差。

　　新型城镇化实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不要过于强调统一的标准，而要强调人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所以不要过度强调城市配套都向大城市标准看齐，应该形成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