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未来的城市化如何又快又好地持续下去？这一问题面临两个挑战：

　　第一，现有的城市化模式还能持续吗？如果不能持续，如何化解其带来的债务风险；

　　第二，构建新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不仅仅需要我们寻找长效的、稳定的建设资金来源，更需要对地方政府功能重新审视和定位。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快速城市化的现象。横向比较“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简称“BRIC”），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独树一帜，尤其明显区别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城市化路径。更令世界瞩目的是，这一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出色的表现堪称史无前例。

　　以高速公路为例，中国的高速公路在1989年仅通车271公里，到1998年当年就新增1741公里，通车总里程达8733公里，居世界第六；到2001年底，通车总里程达到1.9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到十年后的2011年底，通车总里程达8.5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一；到2012年底，通车总里程达9.56万公里。2013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超过10万公里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铁路、城市道路与桥梁、机场、水电煤、电信、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更体现在设计前卫、体量庞大的城市建筑上，如超高大楼、星级酒店、城市综合体、新建住宅等。与此同时，民用航空、汽车、家电等涉及居民衣食住行的设施与服务的增速也十分迅猛。这些基础设施与商业、生活配套设施，支持了中国经济快速工业化。

　　进入本世纪，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也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而且其进出口总额一度达到GDP的70%以上。这是大国以及世界经济史前所未有的。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交相辉映，成功地创造了就业机会。数亿农村人口移民到城市就业、定居，使得用城市常住人口衡量的中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到2012年已达52.6%。快速的城市化不仅使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而且也深刻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并由此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显现出其巨大的消费威力，似乎150多年前，英国商人所期望的“只要中国人每年用一顶棉织睡帽，英格兰现有工厂已经供不应求了”并不遥远，幻想正在变成现实。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道路以及相应的经济高速成长经验十分着迷，进而建构了“中国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发展主义政府，尤其是以经济发展为取向的地方政府的作用被认为至关重要，是“中国模式”的基石。由于政府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诉求，其对各种政治和社会事务就多以GDP数字来检验成效，而不带其他偏好。这种“中性政府”是推进城市化，进而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

　　至少从浅层次看，上述观察是真实的。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不是凭空而来，如果靠自发演化，不仅耗时过长，而且因缺少规划，会阻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放任自流的发展极易引发诸如就业机会不足、贫民窟丛生、社会秩序混乱等城市病的发生。于是在城市发展中，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成了一门学问。而中国城市化的经验恰恰从一个角度映射出：一个强势政府是可以阻止上述城市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