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上世纪80年代由决策权高度集中到决策分散这一放权安排，改变了初始条件并引致上述三方面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中都暗含了一条共同的路径：可以不用正规的财政资源（由税收构成的一般性财政收入）来实现城市发展的资金安排。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地方相互竞争和模仿作用下，这一路径日渐清晰起来，就是土地批租制度。即通过生地变熟地使土地增值，进而通过变现来筹措资金。筹措来的资金除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可以以地养地。如此滚动开发，“土地财政”的基因由此奠定。

　　由于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资源多集中于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筹措财政收入，尤其是预算外财政收入的能力远高于中央政府。1980年到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高达68%。一些经济发展快、资源价格尤其是土地价格上涨快的省份，其财政收入增长远快于全国。相比之下，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却并未发生较大变化，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省份，支出增长小于收入增长。1980年到1993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49%，呈现出财权大事权小的格局。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的持续下降，甚至到了中央财政支出难以维持的地步，终于触发了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囿于当时的条件，这一改革并未在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上做大的调整，而集中力量用于筹措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其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这就是俗称的“分税制改革”。

　　就当初设定的优先目标而言，分税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除财政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外，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持续提高。到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7%，较1994年下降21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并未相应减小，支出不断上升。到2008年，地方平均财政支出已占全国财政支出的79%，比1994年上升20个百分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为满足为城市建设资金的需求，地方政府必须进一步拓展资金来源。结果是，以土地作为融资中介的城市化投融资模式逐渐兴起，这既成为本世纪以来主导城市化投融资的主要模式，同时也成为当今中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完备形式。

　　1998年，国家开发银行与安徽芜湖市政府在国内首创了城市基础设施贷款领域的“芜湖模式”：把若干个单一的城建项目打捆，由市政府指定的融资平台作为统借统还借款法人，由市政府建立“偿债准备金”作为还款保证。随后的2000年，国开行与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模式，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制度安排：政府出资设立商业性法人机构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借款机构，使借款方获得土地出让的项目收益权，培育借款人的“内部现金流”；同时通过财政的补偿机制，将土地出让收入等财政型基金转化为借款人的“外部现金流”，两者共同发挥作用，使政府信用有效转化为还款现金流。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地方融资平台”模式。

　　2000年以后，除了国开行以外，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参与到这一模式之中。特别是，2008年，为抵抗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中国启动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新建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大幅增加，除财政投资外，更多地方政府采用了负债投资的办法，地方融资平台模式备受青睐。与此同时，金融系统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信贷约束也大大放松，也为负债投资提供了方便条件。数千家政府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负债规模急速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