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镇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末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城镇化生态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与非均等化公共服务压低成本的不可持续城镇化模式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支撑城镇化发展要素的稀缺性、城镇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直接导致城镇中心区大气、水体、土壤和郊区固体废物污染日益严重，这已经影响到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水土流失、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与城镇化密切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60多座中等以上城市当中，有600座城市总体生态化程度不理想。更加不容乐观的是，有很多城镇已经处于不健康或亚健康状态。因此，如何规避和消除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转向生态文明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迫在眉睫。而新型城镇化生态发展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是人与自然、社会、经济共生协调的路径。

　　基于水域—植被的生态骨架有机生长

　　城镇化不是人口、产业的简单迁移，而是为城镇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生态骨架是支撑人类生存空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区域尤其高生态敏感度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的快慢、质量的高低，关键在于支撑其的生态骨架是否合理完善。水和植被是生态骨架的主体要素，构建基于水域—植被的生态骨架有机生长基质对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特别是对新型城镇化生态化进程，有决定性意义。

　　水域，对调节地理微气候循环和改变局部径流过程有显著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水域是作为生物（包括人类）与资源能量交换，联系周边城镇村及植被等各类生态系统，形成有机生长方式的生态廊道。在原有水域系统基础上，形成水系相连的生态安全格局，有助城市汛期泄洪分流。植被，是覆盖地表的植物群落。充分考虑保留城市-区域常年结构植被、建造新的绿地系统，构建生态骨架有机生长的斑块，有益形成不同的生态位和多样性群落。水域—植被系统地构建，可阻止城镇化无序推进，沿生态骨架有序有机生长。从这个层面，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不在城市建成区而在郊区。

　　基于土地利用的集约与功能组团发展

　　土地为城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承载空间。土地利用因城镇的形成和城镇化发展而产生和演进，并在调节和控制城镇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城镇化土地利用总量失控、粗放利用，土地利用结构失调、生态环境恶化。新型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释放土地存量的潜力，优化区域和城镇内部用地结构布局，节约集约土地支撑城镇化转型发展。

　　对于城镇，紧凑集约发展，进行旧城填充式改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高密度、垂直空间布局，减少土地的用量，提高土地的容积率。对于农村，支持土地整理和置换，研究宅基地退出机制。对于城镇体系，功能组团及串珠发展将加速郊区城镇化、人口转移和快速交通建设，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单纯沿城市交通干线造城等问题。组团及串珠成形后，将构建起一个城镇发展带和发展轴，辐射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将有效解决城市病。

　　基于循环经济的产业链共生耦合关联

　　随着传统线性经济带来的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循环经济逐步得以大力推行。循环经济的实质在于对传统经济进行生态化转型，即依据生态学原理建立生态产业链的生态系统或者生态网络。其既可以存在于企业集团内部，也可以存在于若干企业围绕相关资源进行合作形成的生态产业链。生态产业链是按照循环经济原理，仿照自然生态系统，建立起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共生耦合的“食物链”，以有效利用企业集群的产业关联性，尤其发挥互补关系产业的共生效应，共享诸多包括人才、市场、技术和信息等要素，从而使企业集群获得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的双重效益。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产业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可以按照社会层面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从资源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工业布局等方面，与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接轨，使二者紧密结合，以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循环经济恰好能够用一些量化的指标和方式把新型城镇化内涵中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理念贯彻下去，构建主导产业纵向延伸和横向扩展的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不仅转变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解决了当地劳动力就业问题，符合因地制宜、就地转化的城镇化的要求。

　　在今后一段时期，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潜力。经济发展对于新型城镇化虽然必不可少，但是要在保护环境、生态的前提下，实现持续性增长。只有发展和推广生态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才能逐步缓解甚至消除目前突出的资源、环境和人口、交通等方面压力。一个健康发展的城镇化必然是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经济共生的地区。一言以蔽之，城镇化的生态发展真正代表了城镇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综合品质的宜居之所，未来新型城镇化要走一条生态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