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众“血肉相连”

　　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2005年，我国第一次发布了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的政府文件，开始了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性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是文保部门的职责，它在本质上和全体民众的文化权益有关，只有全体民众积极投入文化遗产保护之中，才能使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强大的社会意志。只有当地居民倾心地、持久地自觉守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他告诉记者，曾经有两个关于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让他感动至今。

　　一个故事发生在2003年1月，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的5位农民在生产劳动取土时意外发现了27件西周青铜器，他们主动报告文物部门，经鉴定件件都是“国宝”。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开表彰会，邀请这些农民去现场剪彩，他们再回到家乡后就成了当地的“英雄人物”，而且在他们的事迹带动下，随后的4年中，在同一地区又连续出现了11批农民群体发现文物后上交国家的事迹，铸就了震撼人心的“宝鸡农民护宝精神”。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2004年7月，贵州省黎平县地坪乡遭遇百年未遇的洪水，当洪水咆哮着冲毁了当地的一座文物保护单位—地坪风雨桥时，124名侗族小伙奋不顾身地自发跃入洪水，拼死打捞风雨桥的构件。经过三天三夜的奋争，28根风雨桥木构一根都没少，最终使风雨桥得以重建。记者事后采访当地的老人，他们说，这些孩子在风雨桥边长大，保护风雨桥的意识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在风雨桥重建后的纪念石碑上，单霁翔特意叮嘱相关文稿起草人员，去掉了那些“感谢某某部门”的客套话，郑重刻上了124名侗族青年的名字。

　　单霁翔说，我们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受益权，在传承和守望中合理利用，使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子子孙孙永葆用”。

　　青岛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还需深度挖掘

　　访谈中，单霁翔强调，不同于以往“文物保护”的单一文化要素，今天所提倡的“文化遗产保护”还要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混合遗产”、“文化景观”的保护。

　　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空间尺度、时间尺度、保护形态上都要有所拓展。比如，西安的周、秦、汉、唐“大遗址群”保护范围，不再是一桥、一塔的“点”，而是覆盖了城市的广阔地域。再比如，以往重视对古代文物的保护，现在已经意识到从古到今文化发展演变形成的完整的文化链条不应在当代发生断裂。“当初，国家文保部门意识到需要留存‘人民公社’的牌子时，在全国只找到了两块。如果不及时对现代文化遗存加以发掘和保护，我们很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忘却昨天的这段历史。”

　　由此，单霁翔也特别提到了青岛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说，按照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青岛是一座“文物大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门类众多，“青岛的特色建筑、工业遗产、水下文化遗产等等，立体感强，多样性突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大有可为。”单霁翔认为，青岛的近代建筑保护工作在全国起步较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古代遗址开发、保护、传承方面还应该有更多的作为。

　　另外，青岛的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还需深度挖掘，“那些名人故居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它们都充满了故事，这是这座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城市记忆，对于这样的文化载体该如何保护、利用，可以探索多方路径。”单霁翔还建议，文化遗产保护不应是孤立的保护行为，人们应深入挖掘它的文化内涵，让文化遗产保护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并与市民形成终身的教育互动。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强调维护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应该让文化遗产事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广大民众。”单霁翔说，21世纪的成功城市，必将是文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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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霁翔，高级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从事关于历史性城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工作。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留住城市文化的“根”与“魂”》等十余部专著，并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2012年1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