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很在意所有的私人土地不可以轻易侵犯，否则市民不会支持政府开发计划。”被喻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以成功的现代化闻名于世，2014年世界城市峰会期间，“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博士接受记者访问，就新加坡城市发展经验，从城市规划如何处理与民众关系、中央商务区是否建立住宅、如何解决大城市病等多个方面为中国的城市规划提出建议。刘太格是新加坡多个政府机构的成员，先后担任过中国20多个城市规划的顾问。

　　城市规划绝对尊重市民

　　记者：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世界闻名，有了城市总体规划就可以吗？

　　刘太格：当然不是。我们花了4年研究现在的地块土地用途、容积率、高度限制，决定留还是改，怎么改。因为政府很在意所有的私人土地不可以轻易侵犯，否则市民不会支持政府开发计划。所以现在的总规划，其实是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规划合同。城市规划绝对尊重市民，市民也尊重规划，这个关系很值得强调。

　　记者：怎么保障城市的发展不损害市民的权益？

　　刘太格：我们的大原则是不把市民拥有的土地面积下降，只准上升，规划图的容积率是永远往上走的。我们非常小心地在做。

　　中央商务区不应建住宅

　　记者：中国现在也发展了很多中央商务区，你怎么评价？

　　刘太格：我知道北京CBD以前的规划中50%是写字楼，25%是住宅，还有25%是其他的商业和文化设施的配套，扩展时也延续这种结构配比。在CBD建住宅，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很大的通病。我大概是全球所有规划师中唯一不赞成在C B D建住宅的人，有的专家认为里面住些人就有人气。可是在这里放几栋高楼让人住，能容纳的人口连全市万分之一还不到。

　　记者：那合理的CBD规划应该是怎么样的？

　　刘太格：你去看乌节路(新加坡著名旅游购物街)，我们把土地的使用功能很巧妙地配合起来，里面没有住宅，但是有适当的商场、餐饮店、酒店，市民可以日夜享用。把它们的比例做得恰当，就是不夜城，合理发挥了中央商务区的作用。对比之下，新加坡珊顿大道(新加坡著名金融区)，在晚上七八点就变成了空城，它没有理解到乌节路的秘诀。

　　记者：这样做对城市发展的好处是什么？

　　刘太格：CBD是很集中的商业用途，在它周围建住宅，比在它核心盖房子效率高得多。好处一是刚才说到的，让里面日夜有人气，二是可以把全市的交通处理好。

　　做城市规划要做大容量

　　记者：中国现在正在经历新型城镇化，很多城市在重新做规划，你有什么建议？

　　刘太格：做城市规划一定要做长远、做大容量。从远到近，从大到小。

　　在长远规划方面，比如新加坡1991年完成制定的就是百年规划，1991年新加坡人口在300万上下，我们预测2091年会有500多万，现在已经540万人口，提前80年达到这个数字。如果当时没有做百年，现在新加坡的土地可能就用完了，现在也没有更多土地开发。

　　记者：如果不这样做呢，会产生什么后果？

　　刘太格：比如上海、北京。一个城市，远期人口做得太少，人口就容易超量。就好比碗里的饭，多了要压下去，密度提升，像中国有些地方比新加坡还高。再压怎么办？碗破了，交通就会堵塞，基础设施也跟不上，这就是“大城市病”。

　　记者：一个规划做到放眼百年，在这期间如何保障它的落实和严肃性？

　　刘太格：首先要做得非常完善，第二要变成法律文件。第三不能随便改。按照新加坡的经验，每5年对规划做一次小调整，因为不可能在今天预测到百年以后的发展机遇。每10年，政府各部门研讨，做比较大的改善。但这些都是在原有规划基础上修改。

　　记者：调整需要一个怎样的程序？

　　刘太格：有一个政府的部门，总规委员会，任何规划调整无论大小都要通过它来批准，上报给国家发展部部长、内阁。所以不是部长权大可以任意改。也要走一定程序。新加坡发展得好，一定首先是要尊重规划。

　　记者：在这5年、10年中间还会不会有微调？

　　刘太格：是的，任何开发商都可以提出跟规划有差异的要求，要书面提出，我们去研究，如果他们合理，就会修改，不但是适应他们要求，也适应今后所有雷同情况的开发要求。成功案例非常多，这样更符合市民对城市功能的需要，也符合最先进商业运作需要。

　　记者：现在中国也花很大力气做城市规划，可是往往效果并不好，你怎么看中国的规划水平？

　　刘太格：中国的城市规划质量在非欧美国家里是相对比较高的，不过也还需要再改善。有些规划师并不懂，领导也不懂。如果规划不合理，将它法制化反而会让城市走上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