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角度看和城乡居民的全面发展角度看，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从“吃、穿、用”向“住、行、学”升级为基本内涵，相关政策也应以此为基本取向做出安排。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着力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以“住、行、学”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发展，将持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

　　仅在行政区划内谋划城镇化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且不利于优化资源的空间布局。突破行政区划展开城镇化建设，需要各地政府部门突破长期形成的本地利益思维，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进行统筹协调和规划区域发展。

　　2000年以后，随着温饱型小康的实现，城镇化成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主要机制。中共十八大报告，将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并列为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经济社会载体，强调“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列一个方面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以推进城镇化发展中的改革。一段时间来，有关城镇化建设的研究在繁荣中快速深化，但也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三层含义

　　“城镇化”范畴的界定，直接关系着对城镇化的理解和研究取向。从已有文献看，“城镇化”的界定主要从人口角度展开，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各城镇的居住人口增加和城镇数量的增加，通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率。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减少的过程。主要表现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人口减少的同时，从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生产活动中的人口增加。三是指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主要表现是，在某些特定地理空间内从事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人口数量的增加。这些界定虽然能够从一国总人口从事生产和生活的空间特点上界定城镇化的内涵，度量该国的人口城镇化程度，但也存在着诸多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毋庸赘述，以人口的户籍、居住地和从业等状态来界定城镇化在理论上是不周全的，在逻辑上是难以贯彻到底的。

　　要弄清“城镇化”的真实含义，既需从城镇与农村的差别入手，也需考虑到人们的各项需求满足程度。一方面，地理区位和产业状态不是决定城镇与农村差别的最主要的社会条件。世界各国和地区中，现存的许多城镇在历史上属于农村，沙漠中准格尔盆地的油田也非城镇，如此等等，众多事实透明了这一关系。另一方面，人们的需求差异不是决定城镇和农村差别的最主要社会条件。不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满足“吃、穿、用”需求外，也都有着教育、文化、医疗、居住、交通、通讯、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其中的“人”，不论是以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户籍制度差别和在产业中的就业状况等来界定，还是以人口聚集程度、收入水平高低等来界定都有失偏颇。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角度看和城乡居民的全面发展角度看，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从“吃、穿、用”向“住、行、学”升级为基本内涵，相关政策也应以此为基本取向做出安排。如果说温饱型小康主要解决了城乡居民的“吃、穿、用”需求的话，那么，解决城乡居民在“住、行、学”方面的需求，就是实现全面小康在消费结构升级方面的主要内容。

　　新型城镇化的“新”在哪里？与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过程相比，中国的城镇化之“新”有三层含义：第一，它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从“吃、穿、用”向“住、行、学”升级为基本导向，因此，这种城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要求，是真真切切的民生工程。第二，它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明显主动推进的战略性举措，因此，这种城镇化体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建立在认识世界基础上的改造世界的工程。第三，它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展开，不仅是一个资源按照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重新配置的大调整过程，而且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