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入供求缺口：增强新型城镇化的牵引力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着力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面板数据分析，一些人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只有制造业的3/4（甚至更低），由此，强调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展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能力将持续降低。一旦这种情形果真成为现实，不仅城镇化的进程就将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受到严重影响。由此，需要深入予以分析。

　　西方增长经济学主要从供给角度研究了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创造GDP中的贡献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等问题。但在实践中，任何的市场总由供求双方的交易所形成，由此，仅仅讨论供给状况是不够的。在调整经济结构中，尤为如此。从一种产品（或服务，下同）看，假定生产的供给能力为120、需求仅有100，在不考虑需求弹性和由出口引致的需求空间扩大的条件下，这种产品的增长空间已近为零；与此不同，如果一种产品的供给能力为30、需求为100，则这种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的扩大至少还有70的空间（虽然它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填平这一供求缺口）。一种产品的增长空间是如此，各种产品的增长空间也是如此。这说明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实际上是由产品的供求缺口决定。

　　“住、行、学”的主要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尚处于有着较大供求缺口的市场格局中，但它的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大部分产品已处于供过于求的制造业，这种状况与市场机制的内在机理之间存在着逻辑矛盾。从理论上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供不应求的产品价格上行，供过于求的产品价格下行。所谓“供不应求的产品价格上行”，是指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价格上行引致这些产品的供给方利润增加；由于利润较为丰厚，使得社会资本向这些产品的生产集中，增加它们的供给能力。所谓“供过于求的产品价格下行”，是指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价格下行引致这些产品的供给方利润减少；由于利润下行，使得这些产品供给方将资本转投向那些利润较高的产品生产。从这种对比关系中不难看出，前者的经济效益应当高于后者。但在中国实践中，的确存在着“住、行、学”的经济效益低于制造业的现象，其主要成因在于体制机制的制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诸如教育、文化、媒体、医疗、保健和体育等中大部分服务迄今依然以公益性为政策界定的主要指导思想，忽视了由城乡居民多层次消费结构所需求的多层次市场供给格局的发展要求。

　　从高端服务业起步展开市场化运作，在缓解供求缺口矛盾的同时，展示服务业的经济效益，这一路径选择对于文化、媒体、医疗、保健和体育等也是可以考虑的。在此条件下，随着高端供求缺口的缓解，市场方式的运作逐步向高中端、中端和中低端等层面展开，多层次的服务市场体系将在推进中形成。城镇化中的新的经济增长极也将展现它在支持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突破行政区划：优化资源配置的空间布局

　　在研讨城镇化中，许多人将目光集中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方面，对人口聚集过程中的城镇人口收敛机制探讨较少。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如果仅靠行政机制（包括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在城镇的落户，从本世纪以来的实践状况看，在户籍制度和行政机制功能弱化的条件下，其效能是极为有限的。突出的现象是，诸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了户籍人口数量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不论从研讨上看还是从实践中看，人们较多地从横向角度展开比较，似乎在城镇化发展过程各个城市循着平面展开的路径而发展。但从客观条件和实际进程上看，全国各个城市的城镇化是按照纵向多层次的路径展开的。由此，将研讨重心仅仅放在人口转移方面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探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数量的收敛机制，以使得城镇化的各项政策措施与此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