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的公共艺术法令

　　1992年，台湾正式施行《文化艺术奖助条例》。其中，关于“公共艺术”的规定如下：

　　公共建筑物应设置公共艺术，美化建筑物与环境，且其价值不得少于该建筑物造价百分之一。

　　政府重大工程应设置公共艺术，美化环境。但其价值，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

　　供公众使用之建筑物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如其建筑物设置公共艺术，美化建筑物与环境，且其价值高于该建筑物造价百分之一者，应予鼓励，其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前三项所称公共艺术，系指平面或立体之艺术品及利用各种技法、媒材制作之艺术创作。

　　次年，台湾制定完成《公共艺术设置办法》，至今进行过四次修正。当局期望这部法令可以成为“美化都市市容、照顾艺术家生活，提升市民生活美学品味”的一剂良药。《办法》公布之后，当局开始积极设置网站，举办各种活动，支持学界通过各种研讨会或学术论文等形式各抒己见。社会团体与个人也开始承揽公共艺术案、设置相关网站，“公共艺术”顿时成为“显学”。

　　历史脉络下的多元性

　　在台湾，我们常听到“多元性”这个概念。在谈论公共艺术的文章里，这个概念更屡见不鲜。“多元性”之所以被推崇，与台湾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这个核心概念深刻影响了台湾公共艺术的表现，影响了人们的艺术认知，自然也影响到了相关政策的制定。西方学者Patricia C. Philips认为：“公共艺术从来不是独立形成，自发创作的，它必须跟城市与社会的政经伦理一起被纳入考虑。”因此，要了解台湾的“多元性”，就必须从变动的历史脉络来看。

　　简单地说，台湾的文化发展奠基于日据时期的日本文化及“二战”后国民政府带去的中华文化。台湾光复之后，大局势的紧张、变动使得台湾社会的统治变为戒严与控管。随着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开始共生。在高度的政治控管下，艺术的表现方式呈现两种特点：其一，突出表现大中华文化元素；其二，内容高度去政治化。

　　1960-1970年代，台湾文化建设开始注重台湾本土艺文发展，形成一股乡土文学风。然而，这股表现在地风土民情的艺术，并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美术势力。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放开党禁、报禁，媒体言论开通、留学生回国，大量西方思潮形成一股又一股强劲势力，似乎瞬间淹没了台湾在地的美术风格，也与大中华元素分庭抗礼。一时间，西方思潮代表着现代、进步、前卫与国际化，在台北大都会流行开来。同时，随着整个社会从威权专制过渡为自由民主，台湾本土意识逐步崛起。另外，在全球化浪潮“anything goes”的席卷下，很多公共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共同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多元景象。

　　公共艺术的发展

　　一、杨英风的“景观雕塑”

　　二战后的台湾并没有“公共艺术”的概念，不过，艺术家已经尝试在公共建筑物上进行艺术创作。当时著名的艺术家杨英风，深受国外思潮影响，把“景观雕塑”的概念引进台湾。“景观雕塑”强调，雕塑作品要与环境空间密切结合，形成相互辉映的雕塑艺术。这样的概念为1990年代台湾当局倡导的“公共艺术”政策，率先开辟出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