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深圳市区还有农田和原生的林木，那时上海宾馆是一个明显的边界。上海宾馆以东是“市里”，上海宾馆以西既不是“市里”也不是“郊区”，而是一块“等待未来”的片区。

　　“等待未来”是怎样的景观呢？概括地说，就是卡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一片过渡区。当年的中心公园是个典型。沿深南中路的那块是一个有人行道、广场、长椅等设备的公园，也有一些从外地或外国进口的装饰树。走在那里你会有时光倒转的感觉，仿佛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年代。在这些“等待未来”的片区中，“城中村”是一种更特殊的类型。

　　1995年我做博士论文时，从美国来到深圳市，住在深圳大学边上的粤海门村。这个村和深圳大学之间没有隔墙。据说深大第一任校长上任很长一段时间，深大校园是没有围墙的。但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了，只是这个村子还没有被隔开。我当时还没意识到我住在“村里”。

　　那时到罗湖和福田叫“进市里”，好像南头不是深圳的市区。没有地铁，公共汽车大概只有两路，间隔时间的很漫长，而且收档很早。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坐私人经营的绿色小巴士。我慢慢地走遍了上沙、下沙、沙嘴、沙尾，认识了新洲、皇岗和水围这些村子。我才知道深圳市里还有农村，而这些村，就像我住的地方一样，有城市生活的设施和条件，而不久前他们还是农民户口。在空间形态上，我的印象中，这些村子就像一个个独立的世界，常常让我联想到“移民”这个词。

　　我的专业是文化人类学，对于人类学研究者来说通常的研究对象总是不同于自己的文化、族群和社会。刚来不久时曾经最引我关注的一个称谓是“老深圳”这个词。这个词通常是指从1979年~1990年这段时间来深圳且获得了稳定的职业和深圳户口的外地人。这个词不会用在原住的村民身上，也不会用在“打工仔”身上，即使他们可能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我看到的“深圳人”似乎只是属于有城市户口的“老深圳”和将会变成他们的“新深圳”，虽然从来没有这个词。“深圳人”潜在的内涵是排除了原住的村民和外来的蓝领。

　　“深圳人”内涵的改变或许是21世纪开始之后的。伴随着大量加工业离开了深圳“市区”，撤到二线关外甚至是深圳以外，深圳市的产业转型开始。这个转型改变了两种人群：首先白领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原来的农民洗脚上田成了有城市户口的市民。而房地产业勃兴，让拥有一套住房变成了“深圳人”的标志。因此即便你是打工者，你如果能买一套房子，你依然可以视自己是“深圳人”。有没有户口倒是次要的，但这个新的改变其实依然是用排他法来定义的，这次用的是房子。

　　在这次产业转型中，福田“等待未来”的片区迅速崛起为新的城市中心。10年左右的时间，在福田我们再也看不到农田和原生或者次生的植物，一切都被人为的规划和建设改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城中村”经历了自发城市化和强迫城市化。前者是不断增高增密的握手楼；后者是握手楼被拆除，变成玻璃幕墙的更高的大厦群。

　　我曾经目睹了深南大道一侧的田面村和蔡屋围村的改造。新的高尚住宅区、国际学校和shoppingmall落户其间。随后的渔农村、岗厦村的改造被称为创造“新土豪”的运动。原住的村民因其握有土地资源而不再被排除在“深圳人”之外。

　　今天福田“等待未来”的过程在我看来似乎还没有结束，因为还有“城中村”正等待被强迫城市化。新的多中心的城市CBD仍然有可能会出现。超越多伦多和渥太华甚至纽约变成世界级大都市都是可能的。只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会不会依然有一个最值得深思的问题纠结我们的内心：还要过几个20年，深圳人才无须用排除法来定义自己？

　　作者简介：马立安，美国学者、诗人、翻译家。自1995年起，开始在深圳开展人类学研究，旨在梳理成立最早以及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特区—深圳日新月异的文化景观。马立安现阶段的研究着重于后社会主义城市化的文化逻辑，变动中的城市的创造性文献，文学翻译，以及一直处于进行状态的与胖鸟剧团的合作项目。最近，马立安带头在白石洲促进社区公共艺术项目“握手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