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终圆坎坷“世遗”梦

　　1980年的一部纪录片《话说运河》里面第一句解说词是“如果说长城是一撇，大运河则是一捺，二者在首都交汇在一起，构成一个厚重的‘人’字”。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蜿蜒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更像是民族的血脉，两者都承载着我们民族的记忆，滋养着我们民族的文明。长城早在1987年就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如今已成为中国的标志，可大运河却命运多舛，申遗之路坎坷不断。

　　历史悠久、河道长、流域广、至今仍在使用，这是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所在，但是这些优点在另一方面也给申遗工作带来一些阻碍。大运河流经城市众多，如何保护、如何开发，各地都有自己念的一本经。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申遗项目，全局规划、协调合作无疑是必需的。如何让这些城市达成共识，成为难点所在。另外，大运河有的河段已经断流荒废、有的污染严重，有的还在继续使用，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却没有相似申遗的经验可以借鉴。

　　在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中，面对重重困难，有一群人、一种力量一直在呼吁、在坚持。其中，有三位老人，一直在为大运河申遗辛苦奔走，他们就是被称为“运河三老”的古建筑学家郑孝燮、罗哲文，杭州铜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罗哲文就曾提出大运河如同长城一样，是国家珍贵的历史文物。但当时，主流观点认为，只有失去原始使用价值的，才算历史文物。大运河有的河段一直在使用，被认为不能算历史文物，更别提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了。

　　1985年，侯仁之、郑孝燮、阳含熙和罗哲文四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尽快加入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并在当年获得全国人大的批准通过，自此拉开了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序幕。

　　1987年，尽管有人呼吁，大运河终究没能和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一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在发生着改变。2005年，在大运河保护陷入僵局的时候，一则消息让大运河申遗出现转机——运河也可以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类进行申报。

　　这则消息让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学者喜出望外、激动不已。在2005年12月参加一次座谈会时，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关于大运河申遗的想法“一拍即合”。他们连夜起草了给运河沿线18个城市市长的联名信，呼吁用创新的思路，加快京杭大运河在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遗产领域的工作进程。信中言辞恳切，令人动容。有的信，还是他们亲自送到相关城市负责人的手中。三位专家的呼吁产生了回响，大运河申遗工作开始引起注意。

　　2006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刘枫领衔58名全国政协委员群起响应“运河三老”的呼吁，草拟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大运河申遗提案。随即，由国家文物局牵头联合运河沿线35个城市共同参与的全国大运河资源调查工作启动，从而拉开了我国保护大运河的大幕。当年6月，京杭大运河升格为全国文保单位，短短半年后，又被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随着，大运河频频被“认证”，运河沿线的各地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其作为人类遗迹的重要性，开始协同合作，环境治理工作也积极展开。2007年9月，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扬州成立，运河沿线8个省、直辖市的35个城市加入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运河沿线各省、直辖市先后成立了大运河保护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申遗工作开始提速。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被宣布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大运河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大运河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几年前，在接受采访时，罗哲文就曾表示“大运河申遗一定能成功”，并估计“中国在2014年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大运河为世界遗产”。如今，一切成真。但罗哲文老先生已经离世，而郑孝燮先生年岁已高。朱炳仁在听到申遗成功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心里感慨与唏嘘多于激动。他说：“最该高兴的、为大运河申遗付出毕生精力的古文物泰斗罗哲文先生已于两年前仙逝，另一位古建筑大家郑孝燮年已98岁，罹患心脏病，我们甚至不敢把这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