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申遗时代路在何方?

大运河路线图

　　经过近二三十年的努力，大运河终于成功申遗。但与喜悦相伴的，是未来的保护问题。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多哈会议发言中表示，申遗成功以后，中国政府将恪守《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有关要求，继续为大运河、丝绸之路珍贵文化遗产提供最好的保护，并将继续团结各利益相关方，进一步巩固跨地区跨行业对话和协调机制，深入探讨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尤其是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模式。

　　在一片喜悦中，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会长张廷皓提醒，申遗成功了，只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大运河涉及几十个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保护难度之大，在我国现有47项文化遗产中是最大的。并且运河还有更多的河段需要持续治理。

　　确实，中国大运河项目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和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遗产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遗产区总面积为2081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54263公顷。如此之多的城市，如此大的面积，想要协同合作，难度可想而知。

　　后续的保护工作是个沉重的话题，但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意味的是经济价值的飙升。杭州西湖在申遗成功后的第二个“十一”黄金周，旅游总收入87.65亿元，创历史新高，并显示出了巨大的欧美游客市场潜力。面对经济利益，涉及几十个城市的大运河该如何在保护和开发的矛盾中找到平衡?

　　对此，有专家指出，调和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时，首要原则就是要尊重历史和自然，以合理的方式让文化遗产延续。不要将运河文化简单化、商品化，也不要随意“打造”运河文化。

　　朱炳仁建议，在后申遗时代，运河周边可以开辟出“零干预”的区域，即各地将运河沿岸保护相对较好的区域以原生态的面貌圈出来。即使使用区域内留下的老房子、老厂房也不要离开原有的功能使用，除了为后代留下自己这代在运河上的遗产外，也要给后代留下开发的空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运河河段，由于现代航运的需求，河道的宽度、深浅及码头的数量、位置都会有所改变，在这类情况下，对运河改造必须要在保留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开展，不能改造得面目全非;第二，有些河道文化遗迹保存较好，审美价值高，是文化旅游景观区，可将它们作为地方的历史文化符号来加以保存，沿河的各项建设要与其保持协调一致;第三，对于被废弃的河道遗址，保留其历史遗迹尤为重要，要为它们留出一定范围的保护区域，绝不能在上面乱盖乱建。“将大运河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处理好，保护要放在首位。”刘庆柱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