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城市能够赢得未来？公共政策应该如何支持城市的发展？在中国新一轮城镇化浪潮中，各类城市应该如何定位？

　　7月5日~6日，在首届“全球城市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上，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发表主题演讲，阐发了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城市的胜利”。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格莱泽做了进一步分析：什么样的城市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势；政府又该如何配置权力与资源，促进城市的转型升级。

　　全球城市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北大—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发起。

　　重工业模式并非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

　　记者：你把城市分成两种类型—知识型城市和重工业城市吗？

　　格莱泽：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区分，因为有一些地区有知识密集型产业，但同时也是重工业城市。在1880年到1940年间，重工业模式是美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模式。但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往往因后劲不足而无法长久。大型工厂不断向成本更低廉的地方迁移，导致那些靠工厂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城市很难找到转型之路。它们缺乏城市复兴的人文资本。

　　记者：重工业模式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吗？

　　格莱泽：我并不赞同这一说法。比如印度，印度的许多城市会直接从相对贫穷的状态进入知识型城市发展模式，而没有经过重工业化阶段。原因之一是，印度一些城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无法在全球重工业产业链上找到一席之地。但也因此，它们找到一条直接跃迁为互联网型城市的道路。众多新兴咨询公司与软件公司为城市注入活力。这并非天方夜谭，重工业模式并非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

　　记者：是什么造成了重工业城市和知识型城市之间的差别？

　　格莱泽：生活和生产成本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一座城市各方面的成本很高，那么它不太可能支持重工业模式。在亨利·福特式流水线生产年代，工厂的人均占地面积是200平方英尺，基本等同于如今便利店或写字楼的人均占地面积。而如今，在高度自动化的美国工厂中，人均占地面积已增长10倍，达2000平方英尺。规模如此庞大的工厂需要低廉的土地租金，因此，寸土寸金的城市已不是其最佳选择。

　　记者：中国的城市往往都是走工业化道路发展起来的，它们需要转型吗？

　　格莱泽：这确实是中国未来30年内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的工业化模式曾是很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但未来30年内就不一定了。我并不是要全盘否认中国已有的工业化成就，因为这确实给曾经贫穷的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但过去的成就无法决定未来，尤其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向知识型模式转型时期，此外，还面临着制造业成本更低廉地区的竞争压力。

　　因此，中国需要找到一条尽可能对城市与市民有利的发展之路，才能顺利度过转型期。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应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

　　我认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认清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单纯为了经济效率，还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可以节制效率？这关系到如何对城市空间进行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