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城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头戏。就长远而言，这是国家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城镇化率是80%，而我们非农人口才勉强过半，任重道远，路长且阻。就当下而言，城镇化担负着拉动内需的重任，是继20年前的高速公路建设、10年前的高铁建设之后，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模式向内生发展模式转化的最大引擎。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人类发展。

　　能否答好这道题，考验我们的智慧！

　　城市的形成，有着种种催生机制，但无论如何，地球上找不到无路可通的城市，却有无数因路而生的城市。石家庄，河北获鹿县曾经的一个小村庄，像中国大地上成千上万的某家庄一样默默无闻。1902年，京汉铁路由此经过，1907年，正太路与京汉路在此相交，石家庄的命运由此改变。1968年，这个“被火车拉来的城市”最终取代保定，成为河北省会。郑州虽是古城，但历史上，面对开封、洛阳这样的“天朝上都”，向来都是俯首贴耳的小兄弟。清朝末年，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在此交汇，郑州成为“中国铁路心脏”、“中国交通十字路口”，从此一路风光。帝制结束，“上都”成为“废都”，郑州则于1954年“擢升”省会。

　　铁路之与城市，如此传奇！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城镇化的整体格局将由交通运输网络支撑和引导，而高铁更将以“四纵四横”的大手笔，彻底重写中国经济地理，从而深刻影响沿线的区域经济、产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变迁。在这场革命性的变化中，各种经济要素、各种发展机遇，都将随着风驰电掣的高铁，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穿梭于中国经济的时空场域，如同抛满天空的绣球。在它的下方，无数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城镇伸出了双手——如果不能抓住，或将永远失去，谁能率先发展，谁将成为中心。

　　高铁时代，还有多少奇迹在等待着我们？

　　作为开路先锋，高铁将主导城镇化的未来。以高铁为纽带，以站点城市为基点，整合周边区域产业，形成以高铁为纽带的城市群，或将是新型城镇化的理想模式。就我省而言。第一，大西高铁南北纵贯，且县县设站，对南北狭长的山西政区而言，高铁俨然一条中轴，若把周边100公里划为“势力范围”，高铁将至少覆盖全省半数以上人口和国土面积，各类生产要素的可达性，将因此而发生质的飞跃。城市固然意味着非农业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但从经济学意义讲，城市首先是经济要素在地理上的大规模集中，大西开通，沿线聚集效应彰显，沿高铁线路布局新型城镇，如同农业时代沿陆路走廊和内河航线布局城市一样顺理成章。第二，大西与石太交汇点上的省会太原，因为速度提升引发的空间压缩效应，其聚合能力与辐射能力将作用于周边更为广阔的区域，在高铁助推下，实现城市外延式拓展、经济横向延伸，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对照我省“一核一圈三群”的城镇化总体布局，“一核”、“一圈”均围绕高铁交汇点谋篇，孝汾平介灵和汾河经济带两个“群”均沿大西线落子，可谓城镇化战略与高铁网络主动接驳、主动融入的大手笔之作。

　　高铁呼啸而来，岂能任它呼啸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