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提高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意识。尽管21世纪的到来，促使人们对20世纪的成功与失败进行重新评价，但是不得不承认，对于20世纪遗产的价值认知还处于较低水平，认识上的不到位，导致不少优秀20世纪遗产遭到破坏，从城市的记忆中消失。例如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国庆十大工程”，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成就，凝聚着一代建筑师的智慧，浸透着一代建设者的汗水，也标志着我国的建筑技术和创作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然而，在“国庆十大建筑”是否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争议。

　　在国际上，一些国家纷纷将本国的20世纪著名建筑师的作品列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这些建筑大师的优秀设计作品一经诞生就开始凝固，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未来文化创造的典范。格罗皮乌斯、丹下健三等设计大师的建筑作品均已被列入20世纪建筑遗产加以保护。在我国，也有一些曾活跃在20世纪建筑设计领域的著名建筑师。例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南京就曾会聚了吕彦直、刘敦桢、杨廷宝、陈植等一批当时我国最优秀的建筑师，他们具有高深的专业造诣。他们在南京进行了广泛类型的建筑设计活动，形成了一批用现代建筑技术建造的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开展了创造新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从而打破了外国建筑师对建筑设计市场的垄断，同时，也使千百年来依靠经验的建造方法，逐渐走上了科学设计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应作为重要的20世纪建筑遗产加以保护。

　　二是开展20世纪建筑遗产的科学评估。面对数量庞大的20世纪建筑遗产，正确加以选择，进行价值判别，确定保护对象，建立保护和修复体系，既是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一方面，不同于那些硕果仅存的古代各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20世纪建筑遍布人们的视野，需要严格加以选择，从中辨识真正值得传承于后代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应对20世纪建筑遗产中的所有类型都给予恰当的关怀，尤其是范例极少的建筑遗产类型。因此，在对20世纪遗产进行科学评估时，应当客观而宽容，应当为后人保留延续的空间。

　　健全的科学评估原则是构成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有效基础。虽然我们伴随着20世纪建筑遗产一路走来，但是，对于它们的认识往往基于以往的体验，很少能以科学的态度、长远的眼光，来讨论它们对于历史传承和文化发展的价值与作用。对于20世纪建筑遗产的选择和判别，需要改进传统的调查方法和评估标准，建立科学的价值评估理论、筛选办法和甄选过程，在全面调查，摸清家底的基础上，为各类20世纪建筑遗产登记造册，根据保存状况划分风险等级。

　　三是探索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建筑技术的进展日新月异，与各类科学技术的关系更加密切，新型结构理论的产生、新材料和新设备的应用，高层建筑和大跨度建筑的发展，均体现出科学技术的威力。这些无疑都对今天选择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方法产生深刻影响。面对数量庞大的、列入保护范围的新型建筑物或建筑群，如何建立和运行保护与修复体系，对于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来说，是艰巨而不能回避的新课题。

　　今天在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诸多领域，未能掌握实现保护目标的修复理念、方法与技术，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容回避的严重问题。在保护实践中，如果保护理念方面出现偏差，必然造成实施方法和技术的千差万别，甚至导致“建设性破坏”或“保护性破坏”。因此，应就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理念以及与保护方法和技术有关的特定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同时也应根据20世纪建筑遗产的不同保护状况，充分尊重其在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特点，关注保护和修复工作对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影响。

　　四是实施20世纪建筑遗产的合理利用。如何在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决定取舍，如何寻找保护历史记忆与挖掘使用功能的平衡点，是不能忽视的现实问题。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应与城市环境整治和地区功能提升相结合，与市民公共活动和培养健康情趣相结合、与城市文化建设和特色风貌保护相结合，以提升20世纪建筑遗产对城市文化的贡献度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2014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题“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其意义在于20世纪建筑遗产绝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秘不示人的“宝贝”，更不是远离百姓、没有生命的“化石”，而是直接关乎民生幸福指数的文化资源。

　　20世纪建筑遗产，与其它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相同，都是一座城市文化生生不息的象征，也是代表不同历史发展进程的坐标，当代人们以此为参照，辨认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的最大动力是保存文化，而保存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传承文化。只要人们在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就会被关心，就会得到及时维护。同样，对20世纪建筑的合理利用，也会避免因为闲置而加速损毁，让旧载体“孵生”新功能，既有利于节省能源，又有利于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