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规划师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和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得到刚刚上任的总统朱赛里诺（JuscelinoKubitschek）力排众议的支持，在短短的4年时间内，使得这个位于全国中心的城市、年轻的首都从无到有，初见其形。巴西利亚极具现代性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针历来饱受争议，但即便是最极端的批评者，也对奥斯卡·尼迈耶在这里留下著名的建筑群不吝溢美之辞。

　　尼迈耶在这里塑造了众多美丽的建筑，让我们来看看普拉纳尔托宫（Planalto Palace）、巴西总统府、联邦最高法院和国会政府及大教堂：所有这些建筑都排布在三权广场附近，位于城市最东边的中轴线上。这些建筑群正是外来的游客所定义的巴西利亚。如果将这些建筑物从各自的周边环境中抽离出来，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对其进行一定的转变和重新排列，那么你将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被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称之为“类比性”（来源于18世纪意大利画家卡纳莱托笔下威尼斯的建筑工作法）的巴西利亚。只不过这样的巴西利亚，远离海滩，缺乏里约热内卢的殖民文化遗产，并非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别具一格或者令人印象深刻。

　　世界杯的举办虽然暴露了这座年轻首都的城市规划问题，但却没能作为契机解决其中一二，最值得诟病的便是这座城市无比炎热的中轴线。

　　今年年初，越来越多的巴西人开始责备政府为夏天即将开始的巴西世界杯的场馆建设开销过大，人们群情激奋，走上街头，将愤怒对准了政府。就在我抵达巴西利亚的首日，三权广场到新落成的体育馆的交通被抗议的队伍彻底堵死了。这场游行和骚乱给予我的却是重新审视尼梅尔建筑的机会，这是一个顺着游行的队伍整整步行3公里城市轴心线来悉心观察和体会这个城市的绝好机会。

　　我在游行的第二天又来到现场，交通的拥堵和人群的喧嚣皆已统统退却，草坪形成的步行区空空荡荡，将我这样的行人与车水马龙的大道死死隔离。我行走在偌大的绿地上，独自欣赏着对面的政府大楼。在这个长9000米宽250米的巨型绿地中，理所应当地，我脑子里填满了这些情境：三五好友相约草坪上聚餐、孩童嬉戏、本地居民随意地谈天说地、闲庭信步；哪怕毫无理由地停留休憩也好。但这儿，没人、没树、什么也没有！我甚至想，在这个阳光肆虐的国度，如此设计一个城市景观带，是否刻意所为？

　　也许当年负责巴西利亚景观设计的伯尔·马克思（Burl Marx）出于保护国会大厦私密性的考虑而采取了这样的设计。但为什么巴西利亚目前的城市管理者不为自己的居民多一点考虑，在原有设计上稍作一点改动，哪怕仅仅是尝试建造一些有趣的公园呢？事实上，巴西利亚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冻结已经长达27年了，难道这个城市的风貌顽固到不能因为居民生活的舒适度做任何一点点改变的尝试吗？尊重文化遗产的美好愿望就意味着将这城市束之高阁，随着时光的流逝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建筑博物馆，这是不是有点儿太保守了？

　　1984年，建筑师贝聿铭提出改造卢浮宫博物馆的设计，方案被官方正式认可和采纳的同时，也遭到了公众的激烈抗议和反对。其中最主要的争议在于，新的建筑物会遮蔽凯旋门延伸到这里的中轴线景观。而如今的巴黎，这个曾经臭名昭著的玻璃金字塔建筑并没有成为巴黎建筑景观中的尴尬和败笔。所以给巴西利亚中轴线上加点儿树，想必也不会冒犯奥斯卡先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