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本来是规划专家拿出方案，然后由该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再报批通过，就可实施了。可如今有些城市的规划恰恰不是专家在规划，是一个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在纸上画，然后再交给专家去规划，这样的城市规划在我看来就是“鬼画”。

　　如今领导心里的城市规划与城市专家的规划总是不能对接到一起。就像近日被查出的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在规划广州市城市建设时，就按照自己心中的规划画了个纸上的“鬼画”，这让从新加坡请来的有“城市规划之父”之称的刘太格的“中新广州知识城规划”屡屡受挫。刘太格无奈地说：不要再叫我“规划之父”了，我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

　　近年来，各地频频曝出“糊涂规划”。从“世界生态宝库”湖北神农架建设机场，到山东济南欲在日军侵华遗址“万人坑”上建商业楼盘，一个比一个“鬼画”。

　　一届政府，一届规划。每个领导都有不同的眼界、思维甚至利益，一般是不会延续前任制定的规划。一些官员走马上任需要政绩，就修改以前的规划，提出新概念。下面“唯上”的人则帮着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论证，推进表面合法的程序。

　　利益驱动让一些地方官员成为不合理甚至违规划的“保护伞”。某个项目被禁止进入某个地域，就通过打“擦边球”换个名称来突破；而本来实际属于调控的项目，就用一个概念或主题来掩盖。比如在很多地方，以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名义来规划圈地，而实际做的是房地产开发。

　　一些地方官员乐当“规划之神”，除了“智叟情结”令他们过于自信之外，更多的还源于“规划之神”背后有自己利益在其中。原内蒙古兴安盟书记杨汉忠管城市规划时，就细微到一个县级市的马路用什么样的灯、街边种什么样的树都由他来“鬼画”，其背后都连着腐败。

　　我们必须要在制度上建立让行政长官退出“规划之神”角色的机制，城市的重大规划必须吸收专家、分管领导、市民代表的意见，不能由书记或市长一人拍板。

　　有些人一当上官就愚蠢到觉得自己真的越来越英明了，部下们有时讨领导开心，在一些游戏、体育比赛中让了领导，可这些领导也信以为真，就像万庆良在多次体育比赛中屡夺第一。这样一来，权力就可能成为“规划之神”的隐形翅膀。

　　由此可见，没有制度的限制，领导真的以为谁官大谁就有智慧、谁就不是人是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