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城一面

　　经历30年的改革，中国大多数城市人从“单位公房”中搬到了“邻里社区”之中。共同体空间过去建立在彼此充分了解和平均主义之上的精神安全感，被现在建立在围墙、门卫和门禁系统之上的物理安全感所取来。哪种安全感更好？

　　随着旧邻里的逐步解体，与之相随的是旧有邻里生活的逐步消失。

　　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整套社会系统之中。每个人都被刚性的社会关系所界定。

　　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系统随之转型。人们开始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邻里与邻里生活。

　　今天的居住区设计规范或相关法规，尽管如户型、面积、配套设施等等指标比之计划经济时代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作为整体的邻里居住模型的规划设计概念与思想却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仍然秉承着计划经济时代乌托邦模型，也就是坚持平均主义，将多样性的生活简化为年龄、家庭成员数量、社会身份等几个简单的分类。

　　乌托邦模型将社会成员粗暴地理解为有共同需要的群体，而无视他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这样的规划标准与规范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千城一面的现象。

　　社区困扰

　　许多中国的旧城改造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逻辑—摧毁社区以建造社区。现在的邻里社区已经越来越难以形成社区精神和社区文化。在较近的未来，冷漠与自闭是否将会困扰中国的邻里社区？

　　从上世纪80年代，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作为居民的自治组织与市政府的基层管理机关，开始在城市的居住区中发挥重要作用。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既协助政府管理社区，同时也将社区百姓的要求向上级机关有所表达。

　　居委会的形成源于两种不同的传统或影响。一种是中国千年的保甲制度，另一种是源于苏联乃至西方的社区传统。居委会将这两种传统巧妙地混合在一起，既发挥了保甲制度中对城市人口简单有效的政府管理，如在“非典”期间的管控效率，也发挥了社区传统中的社区居民自组织、自管理的作用，如在“迎奥运”时期的社区活动。

　　居委会是公房向私房转型之间非常重要的社区机制。随着新式的封闭型的商品房小区越来越多，更多的业主委员会被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个体与市场的关系：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逐渐开始替代邻里与政府的关系：居委会—街道办事处。

　　今天，完全的法治社会下的社会保障系统还未成型，旧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保障也已经衰颓，居委会面对市场难有作为，业主委员会面对政府管理无以对话。居住区成员越来越倾向于从社区空间和较为广泛的邻里生活中退入私人领域。缺乏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不信任、虚无甚至暴力。

　　中国式住宅

　　北京最为常见的高层住宅小区，在书中被称为是莱特的内闭式“拉德本”花园小区与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的开放城区的混合物。甚至被理解为“坐落在奢华园林中的经济型住宅”。那么中国式住宅区是否形成？它的优势与劣势是什么？

　　北京最早的商品房居住小区是方庄社区，这个社区的邻里小区规划模型对今天中国的居住区规划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甚至极端一点的看法是，其塑造了中国式造城的基本形象。

　　方庄社区的规划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特殊状况。当时的规划师受到英国战后的花园式卫星城建设的影响，同时又不希望对计划经济时代，源于苏联的邻里居住区模型标准进行过多的突破，再加上受到当时经济条件的制约，最终形成了这个混合有多种思想的规划模型。

　　以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为原型的高强度集体邻里的建筑空间，与以莱特的 “拉德本”花园小区为原型的高强度集体邻里的小区外部空间组合在一起，两种欧美激进的乌托邦居住模型的强强组合，恰好适应了刚刚从计划经济的单位负责制中走出来的人们的需求。

　　实际上，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所倡导的高强度集体邻里，是以获得最大的外部个人自由空间为前提的，而莱特的“拉德本”花园小区所规划的高强度集体邻里的小区外部空间，是以保证绝对独立的私人生活的独宅为基础之上的。

　　在今天的北京，人们买一套房时，其房价中的建造成本所占可能只有价格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当经济不再是高层集体住宅的重要规划因素时，我们应该思考物理层面的高密度集体居住空间背后的集体性与集体生活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