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经历了一次大发展与大变革，即学界所谓“唐宋变革”。中国传统城市在这一时期亦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这种变化肇始于唐代中期，集中表现为城市的经济功能明显增强。虽然我国古代城市大多因政治或军事需要而创建，但都以一定发展水平的地域经济为依托。唐代城市发展的这一特点尤为突出，经济功能增强的城市与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依存关系。本文从现代经济学分工与专业化的视角对唐代城市发展及其推动力量进行剖析，以求更为清晰地把握这一历史趋势。

　　唐代中期以前的城市，有着严格的政治等级体系，不同等级的城市有着严格的规定，简单说来就是城市的政治地位决定着经济规模和城市的规模等级。但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这一规律逐渐发生了变化，经济的独立推动作用逐渐显露。虽然唐代全国性城市仍以长安、洛阳为首，但是唐中期以后一些地方性城市逐渐上升为全国性城市，当时广为流行的“扬一益二”之说就是较好的证明。苏州、杭州也上升为居民十万户的全国性城市，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越来越多的城市因为经济地位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具体表现为区域城市经济等级体系形成与同一层级的城市之间的分工日益深化。

　　随着城市的经济属性不断增强，唐代中期以前形成的以政治地位高低为主的城市等级体系逐渐弱化，城市等级中的经济性因素不断增强。在一些新兴的经济区域，逐渐形成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并重的城市等级体系。新的城市等级体系核心内容如下：一是政治地位已不是城市规模的唯一决定因素，政治地位高的城市不一定比治下的城市经济水平高；二是城市等级体系跨越了行政区划的限制，城市体系所涵盖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覆盖的区域已突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以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城市等级体系为例，到唐代中后期，长江下游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扬州为区域中心城市，以苏州、杭州、越州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以一般州府所在地（例如宣州、常州等）为三级区域中心城市，以县城为四级区域中心城市，以新兴的镇市和草市为第五级区域中心城镇的五级城市体系。

　　除了纵向上的区域城市等级体系逐渐形成，横向上同一层级的城市分工亦日益深化。这些城市往往依托各自的区位优势，在城市的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最终将特色转化为产业优势，使得同一等级城市之间形成较为常态的分工合作，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城市群。例如苏州以丝织品与盐业闻名天下，《新唐书·地理五》记载苏州土贡有：“丝绵、八蚕丝、绯绫。”《太平广记》卷402《守船者》载：“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杭州的发展与旅游业兴盛密不可分。长庆初，杭州刺史白居易将《杭州郡楼登望画图》寄给在长安的张籍，张籍即兴赋诗：“画得江城登望处，寄来今日到长安。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将展书堂偏觉好，每来朝客尽求看。”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富商文人居住于此，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越州以制瓷业和造纸业著称。越州瓷器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越州还是著名的产纸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写道：“凡造物由水土，故江东宜纱绫宜纸者，镜水之故也”，“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

　　同一层级的城市发展有所侧重，证明了唐代后期城市之间分工的发展。同时，这一分工的发展，使得城市区域分布的合理性大为提高，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大幅增强，这也是这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城市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所在。分工与专业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唐代中后期城市受政治影响逐渐减弱后，城市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强，各个城市开始立足于自身特点，发展特色手工业，并最终形成了具有各自城市特色的交易市场。唐代陶瓷业空前发达，制瓷工业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并出现邢窑、越窑等著名的瓷窑。陆羽夸赞“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唐代丝织业发展迅猛，长江下游地区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均是重要产地，吴绫吴绢之名，屡见于唐代的各类记载。造纸业方面不仅产地遍及全国，各地所产的纸也各有特点，如当时的官府文书普遍使用柔韧的益州麻纸。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品销售的专业化程度也在逐渐提高，一是较大城市中出现同类商品的集中贸易，二是中小市镇中形成以某类商品交易为主的专业化贸易。在唐代城市中，市下设行，行为同类商品集中进行贸易活动的场所，行内又置店、肆经营。长安东西两市见于记载的有肉行、绢行、药行、大衣行、秤行、鼓行、铁行等；而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中，同类商品多集中在一个区域进行交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药行、鱼行和染行。如《太平广记》卷23“张李二公”条引《广异记》：开元中，有张李二公……张称今有两千余贯钱在药行中，并教李持故席帽去药行取钱。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3记载：“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很多城市还有专门的鱼市、橘市、药市、茶市等。

　　此外，还有某些大宗商品的专业化贸易。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导致茶叶生产和销售规模相应扩大，在著名的茶叶产地形成了销售茶叶的专业市场。如祁门（今安徽祁门县），“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踵而至。”每到茶熟季节，“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此外还有木材市、花市等大型专业化交易市场。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承担的大宗商品的集中交易频率加快。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组成部分之一，它突出强调城市产生发展与社会分工深化的内在关系，强调城市的层级结构与专业化发展和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对于探析唐代城市发展的推动因素具有启发意义。城市的产生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但更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随着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唐代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强，城市之间的经济分工也日益明显。一方面，从城市外部来看，唐代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都有所增强。唐代后期城市已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下的节点，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经济意义上的城市体系。另一方面，唐代城市的集中交易，包括城市内部的集中交易和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承担的大宗商品的集中交易，有助于商家良性竞争，有助于消费者比较与选择，有助于政府的分类与管理，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交易的效率。

　　所以，不管是同一层级城市之间的分工关系还是上下级城市之间的从属关系，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来解释。换而言之，唐代后期城市分布与发展，总体上是符合现代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唐代城市的分布体系以及相互间的层次关系，大都可以用距离的远近以及交易成本的大小来解释。每个城市的规模以及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大都是集中交易带来效率的改进与远距离交易成本增加折中的结果。或许这也正是唐代后期兴起的许多城市，在唐以后持续发展、甚至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显赫的地位的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