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14年间，伴随着深入骨髓的战争伤痛，中国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抗战遗迹、遗物。

　　它们，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累累罪行，也昭示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近年来，我国抗战遗址、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记者实地调研发现，各地抗战遗迹、遗物的保护仍存短板，保护力度、展示利用水平、相关研究等方面还需持续完善。

　　靠什么保护抗战遗址？

　　怎样保护抗战遗迹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和对现实最好的警示?抗战胜利69年后的今天，这仍是各方需要思考的问题

　　每一年，坐落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伪满皇宫，都要接待游客超过120万人次。这里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居所，是伪满洲国曾经的政治中心，也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妄图分裂中国、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

　　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伪满皇宫已成为一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七七”、“八一五”、“九一八”等重要纪念日，长春市的部队官兵、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师生等各界人士都会来到这里。伪满皇宫已经成为长春人民回忆痛苦历史、树立爱国信念的重要纪念地。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李立夫看来，日伪建筑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建筑本身，它们是中国东北近代史的缩影，看到这些建筑仿佛看到了一部充满悲愤的血泪史。

　　不仅长春一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和中国人民抗战历史，在全国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战争遗迹。在漫长的战后岁月中，很多日本侵华罪证、抗日战场、相关建筑、旧址旧居、纪念地遗址得到了保护和展示利用。

　　然而，记者近期在吉林、湖南、河北、重庆等地调研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仍有相当部分的抗战遗址尚未得到妥善保护。怎样保护抗战遗迹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和对现实最好的警示?抗战胜利69年后的今天，这仍是各方需要思考的问题。

　　无法移动的侵略罪证

　　在长春街头，伪满皇宫、伪满国务院、伪满“八大部”、伪满综合法衙，伪满中央银行……一大批伪满建筑保留至今。在整个吉林省，伪满建筑多达1200多处。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了把伪满洲国打扮成“独立国家”的样子，日本人在长春“认真”谋划起来。他们吸纳欧美城市建设理论，意图将长春建成日本侵略者眼中理想的现代化新城区。一批日本建筑设计师把长春作为建筑试验场，“帝冠式”、“兴亚式”、“草原式”等风靡一时的建筑风格，让侵略者沉醉于虚幻的繁荣景象。抗战胜利后，这些伪满建筑成为了日本侵略者无法移动的侵略罪证。

　　在湖南，岳麓山爱晚亭后就是第九战区司令部临时指挥部，湖南师范大学校区内的岳麓山73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至今犹存;南县厂窖惨案是日军侵华第二大惨案，日军仅三天共杀害我同胞3万多人，每天杀1万多人;南岳曾是国民政府抗战指挥和培训中心，南岳衡山半山腰祭祀抗战阵亡将士的忠烈祠，至今依然巍峨壮丽;湖南芷江县是大后方第二大军用机场、中国抗战受降地和胜利纪念地……

　　如今，这些抗战遗址有的列为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建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还有大量抗战遗址散布于民间。

　　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日军侵华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的相关遗迹、遗存共计186处、280余个点，涉及28个省区市，集中分布在重庆、辽宁、山东、江苏、山西等地。

　　这些文物点包括记录日本侵华罪证的细菌试验基地、屠杀现场、监狱等共计13处;战役、武装暴动、地道战等抗日战场共计25处;日军侵占或在战争和资源掠夺过程中修建的建(构)筑物共计22处;中国军民抗战相关旧址、重要历史事件纪念地和相关历史人物旧居共计126处。此外，还有大量的抗战文物被各级政府公布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状况喜忧参半

　　记者在调研中看到，同是抗战遗迹，保护级别不同，保护状况也不同。

　　目前，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受到了较好的保护。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加强抗日战争时期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通知》。随后，国家文物局与各地文物部门进行积极沟通，敦促开展抗战文物保护修缮和展示提升工程，并在方案及工程立项审批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在2014年的中央财政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安排中，重点支持了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0个抗战文物保护展示工程。2014年将新增开放抗战文物点29处，新建纪念场馆9座，完成展示提升项目55个。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刘智敏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目前被列入国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及时、到位。”然而，列入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保护还有欠缺。甚至一些战场遗址因地处偏僻，又没有任何建筑物，已经逐渐湮没在人们的记忆中。

　　刘智敏举例，平型关战役中，杨成武将军在河北省涞源县驿马岭向日军打响了第一枪，进行了“驿马岭战役”。“多么有纪念意义的战役和战场!像这种地方，至少要竖一个牌子或一块碑标示一下。”他说，“抗战过程中，很多战役是在长城上进行的，如喜峰口、山海关、潘家口等。可是我们爬长城时，有没有看到过相关标志记载这里发生过抗日战斗呢?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忘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十分可惜。”

　　湘西会战是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战斗极其惨烈残酷，中日双方鏖战28昼夜，最终日本军队战败。湘西会战后，日军即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在位于湖南洞口县、溆浦县、洪江市交界处的湘西会战遗址，记者看到，这里的多数遗址已残破不堪。保存稍好的有蒋介石题词的“74军湘西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以及塔后的300多名将士合葬墓，也被菜地包围。当时的战壕早已湮没在山林之中。

　　抗战胜利后，溆浦县龙潭镇弓形山上修建了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然而从2011年开始，一些石材开发公司在龙潭镇弓形山上炸山、开石，导致龙潭战场部分遗址遭毁，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1945年的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也岌岌可危。

　　民革湖南省委的一份集体提案中这样描述：“湖南人民8年抗战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抗战文物资源，广泛分布于全省29个县市区，但抗战文物资源的保护不尽如人意。譬如衡阳五马归槽遗址已成为一处坟山，属于村民集体所有;衡阳车公山抗日战壕遗址现为村民菜地……目前全省抗战文物的有效保护率不到50%。”

　　“骑”着遗址盖售楼处

　　在现实中，抗战遗址受到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和商业活动影响和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

　　长春市本愿寺满洲别院旧址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罪证之一，解放后曾被学校占用。今年初，一家房地产集团的售楼处“骑”着东本愿寺而建，寺庙的屋顶、地面遭到了严重破坏。

　　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公园，周恩来、蒋介石、朱德等国共领导人曾居住过的“数帆楼”、竹楼、磬室、农庄和柏林楼，早已成为重庆柏联SPA温泉酒店的一部分。该酒店一名销售经理告诉记者，酒店内“五大名楼”基本上仅剩建筑物主体，“数帆楼”现已辟为红酒窖藏馆，农庄则成为酒店高级管理人员的宿舍。

　　文物部门保护抗战遗址时，还经常受到文物权属关系复杂、利益难以协调的困扰。比如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镇的于右任官邸，属于成都铁路局下属的铁路疗养院。为保护文物，文物部门请专家召开协调会，并给铁路局多次去函，却没有回音。经新华社报道后问题受到重视，保护规划正在制定之中。

　　重庆市文物局局长幸军对记者说，文物法规定“谁使用、谁管理、谁修缮”，文物部门只能对自身所属的遗址进行保护和补贴，但对其他单位和私人所有的文物没有管理权限。虽然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文物法只对拆除、损毁文物有处罚性规定，对消极的不保护没有规定。

　　此外，对抗战遗址的展示、利用不足不当，也对文物造成了破坏。刘智敏回忆，几年前他曾参与保定城南庄革命遗址保护工作，毛泽东当年居住的房屋位于一个破旧的院落。“遗址保护要维持原来的形制，但当地一位领导很不同意，主张将原来的土房改建成砖房，说这么多年了还不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改善改善呀?”他说，“这位领导的想法，出于一种朴素的革命感情，但与遗址保护原则背道而驰。”

　　“还有一些遗址，在修整的过程中，弄得过于新，人们来到这里，看到的都是红砖绿瓦，怎么会找到当时艰苦抗战的感觉呢?”刘智敏说。

　　因地制宜保护利用

　　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更有效地保护抗战遗址，是各地在探索中的主要思路。长春市中心区域的新民大街是日伪建筑最集中的地带之一，《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发现，这些伪满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风貌，只是用途已经完全改变。

　　伪满“国务院”已经被吉林大学接管使用。它的整体面貌未被改变，已成为一座教学楼。“在这里学习，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日本侵华建筑罪证带来的警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研究生吉璐说。

　　目前长春市大多数伪满建筑都已列入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医院、学校等机构使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现为吉林省委使用)、伪满洲国司法部(现为吉林大学新民校区)等依旧发挥着作用。长春市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每年长春市政府和各使用单位会对建筑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缮，这样的方式“目前看来效果不错”。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对本刊记者说，要找到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之间、保护与城市开发之间的平衡点，政府、开发商、群众等都应该转变观念，不能非此即彼。

　　刘智敏认为，对于抗战遗址，应主张“利用”而不是“开发”，否则很容易走样。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与发展旅游不是矛盾关系，但当地政府要有控制、有引导，旅游项目要和遗址属性相呼应。“比如一个抗战遗址，周围就不适合建儿童游乐场。”他说。

　　刘智敏说，随着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如何化解抗战遗址保护与土地开发、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各方共识已经越来越多。对那些地处偏远、本身没有建筑物、周边缺乏自然景区的抗战遗址，如战场遗址，“不一定非要保留原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利用，但应该有所标记。”

　　针对抗战遗址复杂的权属关系，周勇建议探索遗址使用权的流转方式，保持所有权不变，委托政府或文物部门负责修缮管理;也可以通过立法，规定使用者保护不力，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重庆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千里说，一些地区为保护文物，对文物周边环境随意改造，如修建广场以方便举办仪式性活动，使得文物看上去十分突兀。“这其实也是对文物的一种破坏，文物脱离原有环境，便不具有历史价值。”专家建议，城市中留存的抗战遗址，应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以合理的方式保留，让抗战遗址成为城市的地标和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