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历史街区的再利用，商业化是否为最合适的路径？

　　魏孝宇：以迪化街为例，除了原有南北杂货与中药材商号及布匹商号外，主要新移入的商业业态，以文创工作室为主。周边还有文创商品的展售，以及很多特色咖啡店。假日里，这里有许多导览活动，以及文创市集。这些产业之所以进驻，主要因为建筑空间的特性以及整个历史街区的氛围，也与媒体传播有关。对这里有兴趣的，无论游客还是创业者，都是对文化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就目前发展条件看，我认为历史街区的保存，不应是死的建筑保护，而应是一种持续的生活，让人文在其间得到发展。历史街区之所以有价值，主要是其间孕育了某一地区的发展，化为这个地区人们的共同记忆。这样的空间记忆是一部分，最重要的，还是其间人文活动的延续或创造新生命。当然，在历史街区内都会有几栋大宅，本身在建筑艺术上就具备保存价值。

　　历史街区是否商业化，端看该历史街区在这个时空下宜发展为何种功能。不一定是商业化，也可多半维持原有的居住功能，当然因为观光旅游的带动，开始出现商业化的使用可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利用中的历史街区保存，始终是我认为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对“代为拆除”的限制

　　记者：在城市更新方面，台北是否发生过一些与大陆相似的矛盾？

　　魏孝宇：2012年，发生过一次“文林苑事件”，是台北当局在都市更新（编者注：即城市更新）中，强行拆除，结果引发冲突。

　　实际上，在台北，都市更新主要由民间发起。和大陆多采取的动迁方式不同，台北是就地安置。一般而言，开发商要在一个地区发起更新，首先要召开说明会，向所有住户说明，自己发起的更新范围是哪里，将来改建后预计将是多大、几层楼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开发商需给出更新条件，即所有住户在改建后，会分配到多大的改建后房屋。也就是说，所有住户都就地安置在改建后的房屋中。

　　从更新发起到实施，一共分为四个阶段。从划定更新单元，到更新概要计划、更新事业计划，再到最后的权利变换计划。这样划分主要是因为，整合所有住户的意愿，一般需要很长时间，每个阶段会设有不同的同意比例规定，有助于更新整合住户同意。城市更新的法规中，有所谓“政府代为拆除”的规定。“文林苑事件”之所以发生，正因当局依据此法规进行拆除，遭到居民对抗。

　　目前这条法规仍存在，只是大法官认为有“违宪”之虞。所以，当前都市更新审议委员会在审查时，会要求在最后的“权利变换”阶段达到100%同意，即，必须取得全部居民同意，开发商才能进行更新，而不采取“政府代为拆除”的手段。因为，开发商在改建过程中，会分到一大笔改建后的房屋。如果让政府代为拆除，令更新案得以实施，会让开发商获得利益。以反对“代为拆除”者的立场看，这就让“代为拆除”失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不过，在都市更新条例中，并无“必须100%同意”的规定，这是审查中的内部规定。

　　记者：这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魏孝宇：因此，现在有了所谓“代理实施”的方式。也就是说，开发商是一个专业的投入者，带着技术和资金，与所有权人合作。但开发商不参与分配更新后的房屋，仅收取服务费用。这样的方式，比较符合溢价归公的正当性原则。

　　早些年，土地取得较为容易。当时台北仍有一些空地，也有一些公有土地释出，都市更新案数量还少。所以，当时有关都市更新的办法，并未被一般民众注意到，也未被媒体报道。民众只是知道房屋改建就是原有的法定容积，而不完全知道都市更新奖励容积的申请，对开发商提出的改建条件，也多半比较满意。

　　现在，私有土地多已开发，而公有土地因政策禁止出售，也无法取得。开发商要取得土地材料，唯有通过都市更新，整合已达改建年限的房屋。当下在台北，开发商获得暴利的机会微乎其微。从购地开发转向整合开发，要投入更多时间、专业、人力和资源。

　　因此，很多传统的开发商都转往台湾地区中南部发展，也意外造成中南部地区的开发荣景。

　　这样一来，大范围更新的项目，变得很少。这也间接形成了城市的特色。当然，其中也有协调整体风貌、公共空间的措施。这些措施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办理城市更新时，会有所谓奖励容积。政府将都市设计准则一类内容，融入了申请奖励的办法中。比如，鼓励沿着街面向后退缩，让出人行道，让出的人行道可以取得相应的奖励容积，再规定人行道应如何设计，等等。第二部分，除了都市更新审议委员会会审查更新案，还另设有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对建筑方案进行审查。比如协调性部分，如颜色、材料等。这两个委员会共有三四十位政府代表及专家委员。因二者联动相关，所以两个委员会是联席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