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的社会基础

　　记者：怎样看大陆的都市更新？

　　魏孝宇：其实，对都市更新，城市应该依据各自情况，采取不同处理方式。在市区的棚户区，或许可以进行征地拆迁，但在乡村，一些聚落恰是区域的特色，或是可发展为特色。

　　大陆的城市更新差异极大。与台北相比，上海的更新难度应该差不多。土地价格十分昂贵，拆迁问题不好协调。当下，尤其是市区的更新，需要确立一些机制。比如，能否以政府和民间合作的方式进行，或者在旧城改造之中设计取得奖励容积的机制。

　　旧建筑再利用、整建维护、改建更新等方法，在上海这样具备丰富历史、诸多发展轨迹的大城市，更应被统合运用。我们必须能留存城市记忆，又要在维护原住户的权益下，才能顺利推动城市更新与都市再生。

　　以叶金涂古宅改建项目为例，该大楼原址上有一栋老商号，但也有些残败。当初所有权人提出需要改建，但经过市政府及专家学者要求，将该历史建筑的立面以及台湾或东南亚建筑特有的骑楼部分保存，新建筑的结构与原旧建筑的结构补强后连为一体。

　　也就是说，不只是采用全部打掉重建这样的方式，都市才能在发展延续下，获得再生，不是再造一座新城。

　　记者：作为都市更新的参与者，您的感受和思考是什么？

　　魏孝宇：我们在台北做了一些特殊项目。包括海砂屋（编者注：指使用不合格海砂所建造的建筑结构）因灾害受损的建筑物的更新、不同使用类别土地合并在一起的更新，还有代理实施的更新案，等等。要实施这些项目，往往要经过很多法规释疑、财务模式创新，甚至要与公部门进行很繁琐的协调。

　　我们的感受是，首先，实施者与民众及政府间的信任关系非常重要，这是一切协商的基础；再者，必须有一个正当性的审议机制，这是对疑义形成共识、为创新解决方案带来正当性的一个基础。

　　都市更新与从白地而起进行建筑不同。因为要解决复杂的城市结构和关系，才需要都市更新的城市发展策略。因此，许多解决方案必须有创新。因为，都市更新中可能涉及多种法规，而这些法规过去可能并未被摆在一起检讨过，这就会产生很多开创性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需要通过审议机制、经过审议委员会进行公平公正的审议，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这里隐含着改造城市既存环境所涉及的最重要的内容，即社会信任关系。

　　当初，我们做的新竹都市更新案，涉及城市规划变更，土地由机关用地变更为商业区。而我们提出与邻地进行都市更新案时，是在城市规划变更执行完成之前。

　　在城市规划变更时，核定变更用地性质的土地所有权人必须向市政府缴交一笔回馈金。围绕回馈金的缴纳，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法规没有进行相应的规定。我们提出了一个并无先例的解决方案，向当局相关单位说明，并经过多次协调会议，终于获得大家支持，让这个案子得到顺利推动。如果没有审议机制，这案子就无法完成。

　　主要是，我们并未从中获得更多利益，解决方案也无损原本城市规划变更的意旨。最重要的是，这一更新成果，对老旧社区起到示范作用，对各方皆有利。我们也召开公开的听证会，获得了市民支持。这中间没有不合理之处。

　　也就是说，方案本身需要具备方方面面的正当性，正当性会带来社会信任，而信任是创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