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学者纵论新常态下的城镇化
9月20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主办,恩施州政府协办的“2014年海峡两岸论坛”在恩施举行。来自大陆和台湾地区的120多位专家,围绕“海峡两岸城市发展:比较、借鉴与合作”这一主题,就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发展与治理、两岸城市发展合作前景等,展开深入研讨,呈现前沿观点。本报记者现场采访其中的10位专家,现将专访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全球进入经济新常态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李扬
经济新常态,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首次提出并使用的。1987年至2007年,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达20年的大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作“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其主要特征是: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同时,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明显弱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外围/中心”的不平等地位为基础,这本就深藏着失衡的根源,且愈演愈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全球的分工、生产和交换体系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亟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美国、欧洲的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债务危机仍未过去;新兴经济体增长下滑。二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非同步性,资本投机性增强。三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和以前不同,要旨是“修护资产负债表和去杠杆”。五是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乃至局部战争频仍。
目前,“新常态”已获国际社会共识。中国经济自2008年开始,就已进入新常态。
从供给面的原因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这种结构性变化,是经济成长阶段推移的结果。它区别于周期性,更区别于政策性,是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
从需求面的原因来看,消费作为慢变量,其规模相对稳定,急切间难有作为,而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急剧下挫,剩下的唯有投资一途。当前应尽快改变政府主导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的局面,更多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投融资模式,加强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合作。
大城市优质资源宜分散化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潘家华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从根本上说要实现大城市优质资源分散化,产城一体化,还要注重保持城市特色和优势。
在大陆,好的医疗、教育,好的公共服务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优质资源的高度集中,让上学难、看病难等矛盾突出。以高校为例,北京、武汉等地高校林立,可以说大城市集中了相当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但事实上,在国外,斯坦福建在旧金山一个空旷的地方,剑桥大学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国外这些大学都没有在所谓的大城市中心。
如果优质资源可以分散化,人们能在乡镇接受好的公共服务,就不会一味向往大城市,就能实现人口就地城镇化。现在的问题是中小城镇吸纳能力不够,大城市又难以容纳那么多人。城市越来越膨胀,社会、经济、环境成本非常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幸福指数也会受影响。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城市和农村都有同等的社会服务。发展中,特别要注意产城一体化,注重学校、医院、文化、商业等服务设施的配套。否则,只有产业而不考虑人的需求,就会出现“潮汐”式现象。
编辑:da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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