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斌建议，当务之急是制定独立的建筑绿色拆除标准，明确如何进行绿色拆除，以及建筑物的各种废弃物如何进行最大化再利用。

　　破除“地方一把手一句话”

　　在界定“到底谁来决定，建筑该不该拆”的问题上，国内外一直存在分歧。

　　在国内，“目前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地方一把手一句话”；而在国外，有关建筑拆除的政策法规，无不倾向于两个核心问题：公共利益界定和拆除补偿。

　　相比拆除补偿，公共利益的界定，则是最大难题。

　　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拆除和非公共利益拆除界定模糊。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提出了6条公共利益，包括涉及国防外交、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安居工程、旧城改造等事务的问题。“这些领域之外，还有一项称为‘其他公共利益’，这为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留下了悬念。”李晓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其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典型争议项目是沈阳五里河体育场。

　　2001年，五里河体育场见证了中国男足挺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时刻，这座投资2.5亿元兴建的体育场素有“中国足球福地”之称。2003年，沈阳市获批承办2008年奥运会足球赛分赛场，沈阳市政府将仅仅使用了18年的五里河体育场拆除，由于承载了国人的共同记忆，此举在当时备受争议。

　　与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一样，拆除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带动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公共利益的损失。

　　“两者相抵，是否具有真正的公共利益？这需要进一步科学的评估才能确定。”李晓萍称，由于对公共损失缺乏评估，下一步需要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到建筑拆除的审批流程中去。

　　能源基金会建筑项目主任莫争春表示，由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还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实际已经超出了住建部的权力范围。

　　实际上，国外已有案例证明，可以有诸多方法保障建筑可以不被肆意拆除。

　　巴黎的《城市规划和保护法》堪称世界上最全面、严格的城市建设法律体系之一，其对旧城区和古建筑的保护管理精细到了建筑外立面都不允许私自改动的地步；在以色列，政府则通过高额的拆除成本来阻止人们过度拆迁。

　　尹波建议，应对建筑拆除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制定严格的建筑拆除审批程序，比如成立政府机关的建筑拆除部门，收取较高的拆迁费用，遏制过度拆除的态势。除此之外，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表示，研究制定拆除税也是一种市场化调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