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是中国第一部研究中西园林文化交流的著作，本是一部应时所需的长文。陈志华先生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乡土建筑研究，执教外国古代建筑史等课程。在“文革”中作为一名“牛鬼蛇神”，他闻讯全国各地许多珍贵的古代园林遭到破坏、甚至彻底毁灭，抱着“匹夫有责”的心情，开始构思古建筑保护的文章。为了让更多人意识到中国古代园林的价值和意义，他对中国造园艺术的世界意义进行梳理，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翻阅了几乎所有17世纪到19世纪来华传教士、商人和使节们的报告和游记，结合自己的专业方向，于1978年写成此文。

　　该书从18世纪以前的欧洲造园艺术开始介绍，结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背景，思想家的美学观念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审美状况，对西方建筑师对园林设计观念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娓娓道来中国园林艺术对英、法、德等国的逐步影响直至衰落的过程。

　　18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处于盲目崇拜的阶段，尤其是传教士王致诚对圆明园真诚的赞美，描述称“这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促使欧洲建筑师对中国园林做出了无限遐想，设计出一大批具备中国元素的建筑。王公贵族托人复制沈源和唐岱的《圆明园四十景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家与崇尚自然的哲学家一起对中国园林的审美由尊敬变成钦佩，开始创造各种各样的景致，以达到适应理智或情感享受的时髦目的。但由于中国建筑的审美情趣是中国文化催生的产物，和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与传统建筑风格大相径庭，加之中国的土木建筑与西方的石质建筑在构造原理上完全不同，因此西方运用自己的建筑体系去模仿中国的园林建筑，结果做出来很多怪模怪样、趣味低劣的作品。

　　欧洲借鉴中国园林成功的地方，主要在水域方面，水域普遍扩大，形式不再呈现几何形状，水面和人工建筑的关系亲切许多，不再是古典主义造园时期讲究对称的中轴线几何形布局。其次是植被方面，原本欧洲园林崇尚排列整齐的树木，修剪出各种几何造型，受到中国影响之后，也开始注意植物品种的穿插和植物生长的自然状态。可是在道路方面，欧洲人没有理解好“曲径通幽”是要因地制宜，和地形与景观之间联系紧密，他们过犹不及地摒弃了笔直的道路，做成千回百转的羊肠小道，甚至做成迷宫，这些都是没有理解中国园林道路设计的初衷。

　　随着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的消退，法国的启蒙运动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尤其是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欧洲开始关注自己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中国热”开始在欧洲退潮。伴随着鸦片战争与世界列强对中国的逐步侵略，中国文化催生的国民性在西方不受好评，因此中国园林的审美观念在西方的待遇一落千丈。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们还将中国当做哲学、道德和政治的楷模，作为楷模的中国人民是智慧而且文明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神秘的中华帝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在各国列强面前，暴露着自己的孱弱、腐败、无能和愚昧。因此中国的园林建筑在欧洲又遭到各种尖锐的批评，并且都与国民性联系到了一起。

　　欧洲对中国园林艺术的借鉴整体而言是不成功的，这是中西文化之间不容易调和的审美理念，背后则是不同的文化观念所导致。好比今日德国河道里泛滥的大闸蟹，在中国南方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中国人在园林审美观念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长期一致的，而欧洲经历了不同的社会阶段，审美上出现了诸多倾向，导致最后的风格良多。陈志华先生注意到的是：“中国园林和建筑是中国文化被欧洲人更加了解之后才贬值的，是在中华帝国被武力征服，在欧洲人面前暴露出他的孱弱和腐败之后才贬值的，这就值得思考了。”

　　这篇文字在1989年收入他的《外国造园艺术》一书，由台湾文明书局出版，2006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单独出版成书，为此陈志华先生写了补记，他承认该文对中国园林在欧洲的影响做了言过其实的粉饰和宣传，自己当时出于对园林保护的迫切需求，让感情因素干扰了科学精神，所以在补记里把中国园林在欧洲影响的负面材料也摘录出来，说明当时自己的主观性与科学精神不符合，影响了读者对历史真实性作出正确的判断。陈志华先生的自我批评与补充说明，保持了学术的纯净，体现了学人求真求实的精神，特此向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