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画的图可能把别人的生活改变

　　人物周刊：建筑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体现自主意识？

　　王澍：我觉得这个非常困难，但还是取决于建筑师自己，因为你没办法依赖什么外界的力量。很多建筑师喜欢找理由和借口，做不出好的建筑有各种原因，有甲方的、造价的、施工的、社会的原因。我一向主张这些原因都不必谈，因为你都决定不了，你惟一能决定的就是你自己，你能做什么样的建筑，你是不是自觉意识到你在做什么，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这才是你自己能左右的，剩下就是你如果得到机会的话应该怎么做。

　　人物周刊：在建筑业里，建筑师的作用有多大？

　　王澍：想变成艺术家几乎是所有建筑师的梦，但绝大多数建筑师永远都当不了艺术家。想变成工匠是现在极少数建筑师的梦，其实也非常难以做到，大部分建筑师基本上是跟工程师或者办公室文员类似的角色，就是成熟生产线上的高级工人，为了快速生产的目的，画一些他们习惯画的图纸而已。这个时代建造的量特别大，规模特别大，这种规模已经到能够颠覆一个社会的传统，甚至改变大部分人的生活。这时候建筑师实际上扮演着一个很重要又很危险的角色。重要是因为你画出来的图居然把别人的生活都给改了，危险就在于你没有意识到你做的事情的后果，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特别危险。

　　人物周刊：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王澍：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建筑师应该要有真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建筑师绝对不仅是专业的从业人员这么简单，因为你对人生活的影响太大，你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太大。这是在现代发展史里头罪孽深重的一个行业，你一定要对这件事有认识。以这样一个起点，你做的事情能真正面向真实的生活和更好的自然，你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是我对建筑师的一个基本想法。你需要有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你又知道具体如何做，真的会做，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好的建筑师。

　　中国文化的根是乡村文化

　　人物周刊：你说90年代初走过的那条路，到90年代末才确定无疑地继续走，具体指什么？

　　王澍：简单说，主要是和我当时做的一些老建筑改造工作有关。在改造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在学校学到的现代主义、从一块空地或者一张白纸就可以设计的方法不管用了，因为你面对的东西已经存在，改造其实就是要跟它对话。我在9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没有意识到它可以变成一种不同的建筑设计的哲学或者做法。90年代末，我才意识到，哪怕做一个全新的建筑，我仍然可以做。所以简单一点说，如果有什么真正特殊的做法的话，我做的每一个新建筑，都像是对某一个旧建筑的改造。我可以在某一块空地上做一个全新的建筑，你仍然会感觉到，这是对某一个旧建筑的改造。

　　人物周刊：这个“旧”是对过去时光的回忆，还是对具体空间的回忆？

　　王澍：都有，但很重要的还是依据某种现成物、现成品。这是有一点从当代艺术里头来的观念，让我想起“杜尚的小便器”。对我来说，比如像这个建筑里头我用了宋代的桥梁结构，这个结构对我来说就像“杜尚的小便器”差不多。

　　人物周刊：现在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你如何看这样的现实？

　　王澍：这个现实仍然需要我们出来做事。我获得普利兹克奖后，有个美国建筑理论家给我写了一个很短的东西表示祝贺，其中就有一句话：祝贺你，这是抵抗建筑学的胜利。我主要的思想重心就是在乡村，包括在城市里做的建筑，我都称为从乡村里学到的东西，我把它用到城市中，试图用这个东西来反向地影响城市。这就是坚持以乡村为某种精神和思想根据地来抵抗城市社会的一种行动，可以称之为一个建筑师的抵抗运动。

　　人物周刊：你有乡村情结？

　　王澍：乡村情结其实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情结，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乡村文化。它不是我们用西方的观念说有城市、农村，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我们的城市和农村之间贯穿始终的其实就是比较乡村的东西。这是一个更加面向自然、远离权力和利益争夺的世界。至少我觉得从魏晋开始中国人就已经树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模型，一直在这样做。所以你可以看到历史上我们留下来的关于城市的记录特别少，关于乡村的记录特别多，因为整个生活的重心不在城市。

　　人物周刊：你对城市的情感是比较复杂，还是单纯地排斥？

　　王澍：很复杂。其实城市我并不是不喜欢，我只是不喜欢现在城市这样的变化。我们中国这种房地产城市，我称为反城市，根本不是城市，我们把所有的城市都做成了非城市、反城市。

　　人物周刊：你理想中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

　　王澍：城市应该是一个更密集、更生动的公共的精神生活发生的地方，大家对城市感兴趣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把城市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商业中心和一个个隔离开的居住小区，整个城市变成了很多像革命地一般的地方。真正的能发生随机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就像打扫卫生一样，我们把真正的生活像打扫垃圾一样从城市当中逐渐地清除出去，这是我特别不喜欢的。

　　人物周刊：城市也带来了舒适和便捷，只是跟我们祖辈原来的生活不一样。

　　王澍：城市和建筑对人的影响会那么大，因为它就像一个容器，它做成什么形状，把你塞进去你就变成什么形状了，它对你是有塑造力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你有一种精神或者价值上的独立和自主，你意识到了，你想过不同的生活，然后行动。其实这个世界永远是开放的，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永远存在。问题是你行动不行动，你想到没有。

　　人物周刊：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建筑的可能性会不会变小？

　　王澍：中国现在碰到的问题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现代制度导致的，我们本来是很多人一起生活的，逐渐变成了越来越细碎的、分裂化的生活。我们去乡村会发现，本来土地都不够，传统的生活是一个家庭，几代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而今天的家庭，每一代都分裂成很独立的一个。本来一个家庭一栋房子可以解决掉，现在可能要4到5栋房子才能解决。而真正的社会生活反而消失了，按道理这种高密度生活里有很多集体性事件会发生，你会发现这东西消失了。最后大家所有的社交都在商城，都跑到那儿去了。如果我们能够自由思考的话，你会发现现实是特别值得你讨论的，它发生的那种变化并不是我们习惯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