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精辟概括。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功在当代的民心工程、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重申这一论断，并引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深刻论述，科学回答了生态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成为新时期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南。

　　生态危机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

　　一位哲人说过，人类文明是从砍倒第一棵树开始，到砍倒最后一棵树结束。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如果对资源不加节制地过分掠夺，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地破坏，引发的将是导致自身毁灭的生态危机。1847年，德国学者卡尔·弗腊斯出版《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马克思阅读后十分赞赏该书的观点，认为农民的“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他将此书推荐给了恩格斯，才有了后者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相关描述。因为一个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使得山泉枯竭、洪水肆虐，毁掉了农牧业的根基。恩格斯总结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文明，如果它是自发的发展，而不是自觉的，则留给自己的只是荒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发源于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生态良好的地区，但都因为生态遭到破坏而导致了文明的衰落或中心的转移。尤其是位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本来坐拥沃野千里的自然优势，然而随着两河上游森林的破坏，促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淤高，洪水泛滥，河渠淤塞，气候失调，土地沙化、盐渍化，破坏了生产和生活条件，使得这个曾以“空中花园”为荣的古文明终成“空中楼阁”。这样的悲剧在我国历史上同样存在。昔日“丝绸之路”上号称“塞上江南”的楼兰古国，如今也已淹没在大漠黄沙之中。

　　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生产力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考察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道出了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其中，自然生产力是最基本、最富有创造性的生产力。一方面，自然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包括人类本身。另一方面，自然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提供了两个自然富源：一个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另一个是“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没有这两个富源，一切社会生产活动都根本无法开展。人类生产是在自然创造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这些自然富源，长期被认为是自然对人类的恩赐，从来未被计入财富总量。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这些自然财富，其他所谓财富也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工业革命之后，在大规模开发、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忽略了对生态生产力的呵护，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马克思就曾深刻地指出，城市和农村分离，对地力的掠夺性剥削和滥用，造成了人和土地的物质代谢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索取又很少给予，以致生态系统长期超载运行，日渐衰退，失去平衡，可谓“元气大伤”。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要使生态环境发挥最大的生产力，还需要让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注重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让其继续发挥生产力作用，让其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和没有污染的土壤等生态产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