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府决策应当从“实体人治”转向“程序法治”。城市建设中之所以出现诸多决策失误，根本原因在于决策者的实体权力过大，且缺乏必要的程序上的规制。防止决策失误，推进政府城市建设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重点应当改变决策中的“实体人治”模式，通过决策机制的程序化控制来强化决策的外在约束，走“程序法治”之路。法治的构建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程序之治”，因为程序能够有效防范实体权力的肆意妄为。

　　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决策，根本目的是公共利益，实现这种公益目的，就必须在程序上防范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把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法治决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久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透露，目前正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重大决策的程序也要法治化。这种将老百姓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法定化的努力，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实现对政府尤其是主政官员实体权力的有效控制，防止决策失误带给地方发展深度损害。

　　再次，责任监督应当从“软性约束”转向“指标控制”。对城市建设发展模式的修正，面临着极大的惰性障碍，要彻底改变这种路径依赖，重塑城市发展的法治化权威，离不开强有力的法律问责和监督。长期以来，对于官员“大拆大建”中存在的问题，只要官员自身不存在贪腐，一般都不会纳入具体的问责范围；相反，反映在城市面貌上的“看得见的政绩”，往往能够抵消官员行政的瑕疵。这种监督问责上的“软性约束”，也是产生城市建设法治基因缺失的重要原因。

　　现代社会，评价官员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就是确立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采用科学的方法对行政行为的效果进行考察评估，从中决定官员行为的责任后果。因此，城市建设模式的修正，需要依法实施“指标控制”，在此基础上进行可操作性的监督和问责。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对纠治那些为了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乱决策的行为具有鲜明的针对性。通过不断健全硬性的考核评价指标，从行为的实际后果上确立对官员的责任监督，才能强化官员的内在约束，将城市建设发展思路、决策、方式等导入法治化的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