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与财政压力增大

　　项目组研究发现，城镇空间和人口大幅增长后，各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与财政压力将持续增大。

　　数据显示，新增1400万城镇人口将产生4.5亿平方米的住宅需求，产生120万~150万辆左右的小汽车需求量，这将刺激更多的钢铁、水泥、复合材料等消耗品的生产，消耗更多的矿产资源。

　　正在巴黎参加“2014巴黎气候大会”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介绍，中国的能源消耗呈不断增加趋势，“2013年消耗37.5亿吨标煤，比上年增长3.7%。预计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将达50亿吨标煤”。

　　国合会上述项目组介绍，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人均能源消耗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能源消耗的增加，一方面缘于城市居民更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是新进入城镇居民的新增能源消耗，这两方面均将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产生更多的资源消耗。

　　与此同时，城镇空间扩展将占用更多的生态空间，并对自然环境进行大幅度改造。

　　中国科学院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既有自然生态系统将转变为都市型生态系统，尤其是对于农用地、林地、湿地的改造更加明显，并引发区域性小气候的改变。如随着城市与城乡过渡地带的持续蔓延，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将更加突出。此外，随着城镇居民的休闲、健身、体育等需求增加，也将改造更多的自然空间。

　　项目组介绍，城镇化也进一步加重了城市公共财政的压力。分析显示，未来我国各级城市的公共财政压力加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环境治理、生态修复、产业升级方面的公共投资将明显增加。我国在上述方面的公共投入长期欠账，同时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政府需要花更大财力、人力去解决问题。

　　二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财政开支将明显增加，预计政府未来每年需要投入1800亿~2200亿美元财政资金用于公共服务事业。特别是我国每年要解决约1000万~1200万进城农村人口的安居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总的来看，未来政府需要增加的公共财政支出将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6%~20%。

　　城镇化九大突出问题

　　“回顾中国30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高污染高消耗的不幸图景。”国合会上述项目组称，土地与住房的盲目开发和城市的快速扩张导致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严重破坏；城市应对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既有建筑、设施和棕地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城市的宜人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快速消失……所有这些负面现象可以归结为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失误。

　　项目组列举了我国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九大突出问题。

　　现有规划体系未能充分发挥资源环境管控作用。目前对城乡空间资源利用和城镇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规划主要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三个部门主导，分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类规划、城镇体系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于三个部门缺乏足够协调，在空间与资源利用、引导与管控方式等方面时有矛盾出现。

　　统计数据显示，土地扩张速度和总量均超过城镇化对空间的合理需求，2001年到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分别为5.97%和6.04%，而城镇人口年均增长仅有3.78%。

　　“2001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速维持在20%左右，远超过GDP的增速，而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则由2000年的0.14下降至2010年的0.02。在地方政府负债率高、出口下降和国家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下，这种高投资、大规模土地开发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项目组称。

　　“2014巴黎气候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表示，未来10年将是我国环保最艰难的相持、转型、过渡时期，资源环境管理进入精细化阶段。中国的绿色转型需要在新的框架下采取综合措施和全方位发展方式转型和配套，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

　　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蓝默（PierreCalame）认为，针对城镇化发展出现的问题，应该对每个公民个体伦理行为和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国合会项目组建议，未来，地方财政应逐步与土地开发出让脱钩，建立以目标导向为分配原则的中央财政预算；建立地方财产税或城市开发建设其他税费，以替代现有的土地财政模式；建立适应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框架以及相应的财政应急资金，并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立长期有效的财税鼓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