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小波 男，河南洛阳人，中共郴州市委党校教师，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乡村社会。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关系现代化的成败，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贺雪峰教授多年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在多年调研、深入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提出了独特的思考，对我们了解和思考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同时对提高我们对我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也有极大帮助。

　　贺雪峰认为，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在全文的论述中，贺雪峰从国际城市化的对比中寻找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性，进而从现代化的视角探索出正确的选择——稳健的城市化道路，并详细分析了中国稳健的城市化道路的前提——中国城市化奇迹的经验、关键——避免几种误区、路径——制度基础上的“三轮驱动”。

　　一、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性

　　1、两种不同类型城市化的对比

　　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当前国际范围内，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亚非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效果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前者不仅城市化率高达80%左右，而且进城人员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生活保障程度高；后者则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情况，不仅城市化率参差不齐，如巴西在上世纪80年代城市化率就高达80%，而印度当前才30%多，非洲很多国家则只有10%多一点，而且普遍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城市贫民窟现象。出现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制度的差异，而在于两者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也即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也不同。

　　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而形成这一结构的核心在于核心技术。尽管全球化让世界趋于平等，但由于发达国家垄断高新技术，垄断了高附加值产业，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或缺少核心技术，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只能进入壁垒较低、易标准化的产品和加工环节，也就是低附加值产业，这从空客与裤子的贸易、芭比娃娃的产销等案例中得到明显的体现。高附加值产业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企业高回报、工人高工资、政府高税收，低附加值产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企业低利润、工人低工资、政府低税收。这形成了一种恶性：企业低利润就趋向偷税漏税、减少治污成本、降低工人工资；工人低工资就只能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返乡或沦入城市贫民窟，无法在城市体面地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政府低税收就无法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而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将进一步固化这种不平等结构。所以，出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

　　2、一种新类型：中国的城市化

　　以上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基本可以涵盖世界上所有国家，但是，中国却又呈现出另一种情形，即城市迅速发展，在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未落下，没有出现其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贫民窟现象。这可以被称为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城市化有其特殊性，这可以从城市化率可以体现。按户籍人口计算的话，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按居住地计算的话，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52%。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异达到17%，这是因为2.6亿左右农民工及其家属常年在外务工经商所致。因此，进城农民与家乡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及造成这种联系的特殊制度成就了我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其秘密在于中国独特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其中尤为关键的就是小农经济、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具体而言，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安排，保证了农民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免费获得且无偿使用的宅基地，并形成了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为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优质、廉价劳动力，成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土地制度安排上采用的土地公有、地利共享的方式，消灭了土地食利者阶层，形成了当前以城郊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归公为核心的土地制度，保证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使我国城市化进入了良性循环；城乡二元结构则由过去的剥削性结构转变为保护性结构，使进城务工经商失败的农民可以选择返乡继续务农，这使我国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使得农村真正成为了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