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于妥协

　　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用疾风暴雨的激烈方式去完成，也可以在求得各界充分谅解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生态和谐的稳步推进，需要社会各群体对别人保有温情，并乐于妥协。

　　妥协是克制精神在人际关系中的投射，也是宽容的人生智慧在环境政治中的反映。可是，妥协的出现并不是如水之下流，自然而然，因为社会利益的分化增加了妥协的难度。

　　由于利益的分化，人们在面对同一环境公害时，态度可能不同。比如，汽车尾气被公认为是PM2.5的重要来源，车开得越少，空气质量就越好。因此，限号对所有人的健康都有利，按理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欢迎。然而，最近北京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近57%的民众支持在2014年APEC峰会之后继续实行小汽车单双号限行，但受调查者中“自己开车的受访者最不支持”。开车族的反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限行会实实在在地伤害他们的利益。假如一个人花了20万元买了一辆车，预计10年后报废，那么年均折旧费是两万元。如果长期实行单双号限行，那么车的有效使用时间就缩短为5年，年均折旧费增加为4万元。开车族并非不喜欢清洁空气，只是牺牲自身的利益，来换取可能的空气改善使其态度有所保留。所以，理性的经济计算严重影响了开车族对限行政策的态度。

　　生态政治博弈不应该是比谁拳头硬的“武斗”。针对公害制造者，环保的支持者即使占尽道德高地，并占据力量优势，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压制前者，损害他们的利益，因为满腹怨愤的公害制造者即便日后不“反攻倒算”，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使生态文明建设落空。相反，双方如果都从对方利益诉求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出发，乐于妥协，积极协商，可以找到使双方利益都尽可能最大化的长久之计。

　　政府引导

　　人人在消耗资源时都保持克制，人人都乐于妥协，这当然都非常利于生态文明建设。但是，在公民社会还不发达的时候，政府尤其应承担责任。

　　政府引导的一种方式可以是经济刺激，即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使人们自觉避免做有害于生态环境的事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目的在于使用经济刺激的手段，引导人们节约。这些制度在我国先秦思想中能够找到影子。比如，荀子就提出可以从税收制度方面来保证生态措施的贯彻执行，主张“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

　　观念引导，促成和维护有利于克制和妥协的社会规范和禁忌也是一种引导方式。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有重大的观念引导意义。观念引导的见效一般较慢，可是一旦某项准则成为规范，效果就会比较稳固。比如，1954年以来美国的吸烟率已从约50%下降到20%，其主要原因在于，经过政府多年的禁烟引导，在美国不仅早已牢固地树立起了公共场合不可吸烟的禁忌，而且还形成了诸多对吸烟者不利的社会“偏见”。比如，吸烟被公认为是缺乏自制力的表现，这种“偏见”已经被美国公众普遍接受，并对吸烟者造成巨大压力。部分吸烟者不堪重压，不得不禁烟。美国禁烟的经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的观念引导，除了塑造正确观念外，还需要观念纠偏。比如，在引导人们之间的相互妥协方面，应该鼓励人们弃用斗争哲学，像维护物种多样性一样，维护民众在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问题上观点的多样性，为持有对立意见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协商、相互妥协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漫漫征程中，政府应尽可能少地动用强制手段。即便使用，也应主要局限在严格依照相关法律，纠正无节制、不计后果地消耗自然资源和暴力压制对立意见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