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文化容量

　　10月15日上午，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发布这一消息时称：“北京市今后不太可能再出现如同‘大裤衩’一样奇形怪状的建筑了。”

　　今年2月，习近平到北京考察调研，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古都北京被誉为“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作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北京在城市规划、建筑艺术方面有着丰富遗产，城市空间显现中轴对称、平缓开阔、节律有序、轮廓丰富的特色。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对北京旧城进行整体保护，措施包括：保护旧城原有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的建筑形态;分区域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保持旧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

　　这些措施在实施中遭遇挑战。2005年4月，北京市政府对131片危改项目作出调整，决定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组织论证后实施。这些项目集中在旧城之内，仍沿用“拆平建高”的高强度开发模式，对故宫形成包围之势。

　　自1980年代起，北京市不断出台相关规定，要求以紫禁城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以保护古都风貌。但在改造旧城的政策导向之下，开发项目追求高额回报，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被一再突破。

　　“旧城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母体，毁掉了它，北京就失去了文化容量。”一位建筑专家对本刊记者说，“相比之下，巴黎也建设了蓬皮杜中心、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等造型前卫的建筑，可是，巴黎老城保存完整，文化容量巨大;这些前卫建筑在数量、高度、体量上也受到严格控制。新旧建筑的协调，首先得在尺度上协调。可是，北京的许多新建筑在尺度上失去了控制，有的甚至在造型上也失去了控制。”

　　是否需要这样的地标

　　2003年，设计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荷兰建筑师瑞姆·库哈斯在清华大学推销他的方案，遭到这样的质疑：“悉尼歌剧院在结构与预算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但人们又认为它是成功的。央视大楼是否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北京是否需要这样的地标性建筑?如果北京不需要，又如何解释要花这么多的钱来解决它的结构问题?”

　　库哈斯的回答颇为暧昧：“我的回答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第一，我不是给北京建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第二，北京也不是悉尼。如果这幢大楼会成为一个地标，那它也只是北京的一百个地标中的一个。”

　　他接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把央视大楼与悉尼歌剧院类比，可能产生无意的误导。50年前悉尼歌剧院方案出来后，全世界是一片欢呼，认为新的可能与商业机会到来了。而现在，建筑师的生存环境是险恶的，留给你的空间已越来越狭窄，你已很难表达自己的价值，而更多的是在替业主说话。如果在今天，谁敢提出悉尼歌剧院那样的方案，它压根儿就不会被接受!”

　　北京还是接受了库哈斯的这个看似要倾倒的摩天大楼方案。施工中，自从它那巨大的、斜着向上的结构露出地面之后，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就不断接到市民电话：“喂，给你们提个醒，那两幢楼给盖歪了!”

　　在许多人看来，文化积淀深厚的北京拥有足够的底蕴，不需要像悉尼那样以一个形式主义的歌剧院来定义自己的形象;或者说，也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师能够在紫禁城面前，以他的作品来定义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

　　然而，这样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的演绎。现实中，老北京已被肢解，它的文化母体——北京旧城，经历持续大规模拆除，几成碎片。这个城市还有多少文化容量来承载库哈斯式的地标，成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