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贤神父在伦敦拜访了伯灵顿勋爵，还可能拜访了建筑家威廉·肯特，肯特当时正在为伯灵顿勋爵设计一所位于奇斯威克（Chiswick）的新的花园别墅。肯特对园林设计的品位，正如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对他的著名评论那样：“跳过栅栏放眼一看，所在自然便是一座大花园。”18世纪中期，他在英国园林和公园设计中推广“理性的自然情趣”这一欣赏理念，充满想象力地运用了岩石和水，使用变化和令人称奇的元素。这些园林里或许点缀了几座古希腊罗马的雕像，如斯陶赫德（Stourhead）园林；或者变换以繁复的哥特式建筑和中国风格的亭阁，如潘西尔（Painshill）园林。但是这些装置都仅仅属于装饰性元素。威廉·钱伯斯爵士（William Chambers）1749年为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时去过广州两三次，他在中国园林方面写过大量文章，称他所看到的中国建筑是“建筑中的玩具”。英国、法国和瑞典还有好多这样玩具式的中国建筑，以其脆弱的结构、鸟翼般张开的屋檐和叮当作响的铃铛点缀了当地的园林和公园。这些元素，就像哥特式元素一样，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引入中国园林的概念本身和它背后蕴含的美学原理。

　　作为园林设计师，钱伯斯比所有人都更羡慕中国园林的设计，虽然他对中国园林的理解大部分出自他自己的想象。他于1720年写作“论东方园林”（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一文时，圆明园是形成他中国园林思想的唯一依据，他从未亲眼见过圆明园，人们自然有理由对他的论述表示怀疑。他写道：“中国人的造园艺术至臻完美，其伟大作品充分体现了人类智慧，也就是说，他们的园林在激发热情方面丝毫不逊于其他形式的艺术创造。他们的造园师不仅是植物学家，也是画家和哲学家，他们对人类的心灵智慧，以及对那些充分激发人类最强烈情感的艺术种类都有深刻的理解。”在这里，他也许还要加上一句，中国人不像那位傲慢自负的园林建筑师“能人布朗”，中国园林给人的感觉十分自然，“不熟悉的人还以为是走在旷野的草地上呢”。

　　钱伯斯声称，著名的中国画家罗阁曾告诉他，中国人将园林分为三类，即令人愉快的、令人陶醉的和令人恐惧的。他在1757年的《绅士》（Gentlemen’s Magazine）杂志上对令人恐惧的园林作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描述，读起来就像观看萨尔瓦多·罗萨（Salvator Rosa）的暴力绘画作品一样。我们不禁要问，钱伯斯到底对他这位诲人不倦的罗阁—如果确有其人的话—问了什么问题。也难怪钱伯斯得出结论说，要学习中国造园方式进行园林的规划设计是很困难的，智力浅薄的人绝对做不到。

　　德国造园家希施菲尔德（C.C.Hirschfeld）在所著《园林艺术论》（Theorie der Gartenkunst，1779）中谴责钱伯斯假借中国园林之名推销自己的园林设计理念，以达到更有轰动效果、更易为人接受的目的。不过虽然钱伯斯的言论有所夸张，但他并非毫无道理。中国以园林著称的苏州就有一些学者和画家自行设计过小规模的不规则私家园林。钱伯斯也不可能知道，与坦普尔同时代的文人画家和哲学家石涛，在扬州为其朋友们设计的园林恰恰体现了钱伯斯和坦普尔两人描述的中国园林的原理。而且，和英国一样，造园艺术在中国也被看做是有教养的绅士阶层的一项正当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