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新年的上海踩踏事件又让我们反思中国超大城市的问题，仅有光鲜亮丽的高楼和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意味着好的城市治理，治理的现代化更多体现在软的方面，这些超大城市的经济水平基本都超过一万美元，治理的重心应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和环境领域，包括生态的保持和改善。

　　超大城市的增长极限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显著特征是大城市化，特别是特大城市的高速规模扩张，《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特别提到“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社科院最新一期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也将焦点聚焦在特大城市这一矛盾。国务院最新发布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提出原有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已难以适应城镇化发展等新形势要求，因此重新调整了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并增设了“超大城市”，标准为城区的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全球此类城市共有25个。

　　根据国内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其中有6个城市的市辖区人口超过1000万，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和深圳，10个城市的市辖区人口超过500万，21个城市市辖区人口在300万到500万之间，164个地级市市辖区（或县级市）人口在100万以上。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综合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相关统计数据比较见表1)，交通拥堵严重，房价上涨过快，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不足，在生态环境领域则突出表现在雾霾、缺水/内涝、垃圾围城三大问题，大气、水、固废全线告急，超大城市的生态治理显然需要新思维。

　　超大城市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似乎要比人口、经济、土地、能源的发展先达到极限。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在超大城市及其周围经济圈中尤其明显，根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最近完成的《基于全国城市PM2.5达标约束下大气环境容量模拟》初步核定表明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大约有80%以上的城市PM2.5年均浓度超标，其中京津冀地区为严重超载区域，北京和天津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次PM2.5的超载率大于150%，氨的超载率大于100%。另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与可持续消费研究报告》表明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和深圳的人均生态赤字都高于1.4全球公顷，意味着其消耗的生态资源需要超过1.4倍的区域面积才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