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提出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已经有两年了，但是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在各地城市的落地。与之相反的是，城镇化的速度还在放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未来如何能够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落地？

　　首先我们必须厘清什么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实质就是以农民为核心的城镇化。因为城镇居民不存在城镇化的问题，中国的城镇居民已经享受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果。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始终远远高于农民，城镇居民也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居住的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城镇居民的财产和财富远远高于农村居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2013年的26955元，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也从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13年的32.9平方米。而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收入仅从133元增加到8895元， 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虽然也从1978年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37.1平方米，但农村住房的价值和居住条件远远不如城市住房。城乡居民的财产和财富的差距被不断拉开。

　　近年来，城镇化速度并没有因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而加快，相反还在明显放缓，目前四个一线城市常驻人口净增长量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2000—2010年年均常住人口净增长为62.4万人，2011—2013年为51.2万人，上海从前十年的62.8万人下降到37.7万人，广州深圳从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25个二线城市18个在下降，19个三线城市15个在下降，28个四线城市26个在下降。城镇化的减速，也减少了年轻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更加凸现了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

　　悬殊的收入差距导致了不少农村居民不敢跨出进城的步伐。

　　伴随着城镇化率每年的提高，农村家庭户人口数量在减少，但农村新建住房却不降反增，农村常驻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的户均5.5人逐渐减少到2012年的户均3.9人，而农村新建住房人均面积从1981-1999年的年均0.884平方米提高到2000-2013年的年均0.915 平方米。

　　为什么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农村人口逐年下降，而农村新建住房不降反增？农村居民也减缓了进城的速度？

　　首先是农民进城没有落户。户口就是一张纸，但户口背后的是城镇人口享受的各种福利保障。农民及其子女进城享受不了这样的福利，因为城市政府没有财力、也没有意愿去保障这些可能来自别的省市农村的农民。

　　其次是农民自己没有资本。农业的收入很少、积累速度很低，农民资产很少，储蓄很低。江南地区算比是较富庶地区，种水稻、小麦等常规农产品，每亩年产值也就只有一两千元。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农村居民家庭2000-2012年年人均纯收入4181元，13年累计54363元。换句话说，13年的积累，只能买中等城市的一个厨房间。

　　第三是农村宅基地与农用地无法流转。农民依法可以享受宅基地，依法可以实行土地经营权承包。但是这些土地无法流转、不能变现，农民个人财富积累严重不足，缺乏进入城市安家落户的资本，靠自身的财力难以在城市扎下根来，农村宅基地与农用地也无法割舍。农村小产权房本质上是农民想方设法使土地得到部分的变现，以此增强自身的经济能力。

　　因此，农村新建住房不降反增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挣了一些钱，回到家乡继续盖房，保留那三分田的宅基地，也使得他们可以在农村继续享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分配权，这也是他们的命根所在。

　　这样做的结果是，农民工在城里租房，城市住房不够，农村大量住房没有人住、养了老鼠，农村住房闲置，大量资本被浪费。

　　农民在城市里没有根，他们走向城镇化，但又彷徨在回乡的路上。

　　要是中国的城镇化真的变成“以农民为核心的城镇化”，也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的城镇化，就必须解决农民的进城扎根的问题，必须解决农民进城的资本问题，必须解决城市政府的财力供给问题。

　　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虽然也在吸收大量农民进城，但是农民进城之后不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不一定有能力拥有自己的住房（很多人甚至连租金都难以承受），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福利待遇和人权尊重，使得他们成为无根之浮萍，在各个城市之间漂移。因此“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实就是要让农民能够在城镇中安家落户、就业发展，只有农民真正被城镇化了，中国的均等富裕才能成为现实，中国的稳定发展才能可持续。

　　其次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实施中的具体难点有哪些？

　　农民进城最大的难点之一是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农民缺少在城镇就业的基本技能，在与城镇居民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由于目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城市本身就缺少能够容纳更多劳动力的新增产业，缺乏技能的农民工往往成为招聘中的优先落选者。农民在城镇中往往从事的是又苦又脏又累的行业，同时也是收入最低并且就业最不稳定的行业，有些农民在城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随时准备像候鸟一样寻找另一个城市作为栖息地，但是另一个栖息地也不见得有他们可以从事的并且可以安身立命的行业。

　　难点之二是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很多城市由于教育资源与经费匮乏，限制农民工子女入学，幸运的农民工子女还能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不幸运的农民工子女更加处于不平等的发展地位，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农民工也因为子女教育问题和考试入学问题而选择辗转在不同城市。

　　难点之三是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在大中城市，高房价是他们不可逾越的屏障，而群租也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大城市打击群租现象，使得他们不得不承受较高的房屋租金价格。同时在有些城市，住房还是子女在学区入学的唯一凭证，影响了农民家庭整体进城，虽然这一凭证有时也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拉动楼市的一个有力措施。

　　难点之四是农民居住地的配套问题。农民在城市的老城区无论是购房还是租房，支出远远高于在新城区，因而农民进城往往选择在新城区落脚。地方政府为了回避拆迁的难题，也往往开辟新城区作为产业化与城镇化的落脚点，而这些新城区的新产业不足，城市建设配套不足，即便是农民及其子女，也是需要交通、百货、餐饮、教育、体育、娱乐等配套设施的，缺乏配套成为农民家庭难以落脚的重要原因。

　　难点之五是文化融入。农民及其子女进入城市，不仅需要享受城市的物质生活，更要融入城市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要改变农村生活的一些习惯，学习在城市生活中的法律准则、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学习城市文化与游戏规则，甚至语言，年轻的农民及其子女会较中老年人更容易融入城市，但中老年人从内心深处的恋土情节和对城市文明的恐惧，使得农村家庭处于分裂状态，这也是春运期间农民家庭乾坤大挪移长期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