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保护“国家公园”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我国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模式的大遗址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从高句丽遗址、殷墟遗址和金沙遗址等的探索试点，到秦始皇帝陵、唐大明宫和良渚遗址等的拓展实践，既是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的突破创新，也为世界各国的大遗址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的话语权。

　　试以秦始皇帝陵和唐大明宫为例。这两处大遗址因其文物等级高、遗址规模大、占地面积广，且均处于现代城市的开发地带，从文物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方面分析，具有一定的共性：秦始皇帝陵和唐大明宫遗址的保护与管理曾涉及多个部门，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既不利于大遗址的保护，也不利于遗址所在区域社会的协调发展；遗址区域长期处于限制开发的状态，曾是城市发展的一片“盲区”，致使遗址保护区内外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在此生活的大量原住民不仅无法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还因遗址的保护而承受种种不便，挫伤了保护的积极性；随着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遗址区周边不断增加的各类人为因素对遗址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有可能对遗址区域造成直接冲击。

　　针对这些长期困扰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典型问题，陕西的文物工作者提出“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相结合、与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与环境改善相结合”的新理念，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当地政府和专家学者的广泛认可，赢得了社会公众的积极呼应与支持，并已在秦始皇帝陵、唐大明宫的保护实践中初见成效。

　　在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的推动下，以秦始皇帝陵、唐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主抓手，通过建立统一的大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理顺了这两处大遗址的管理体制；通过实施遗址区整体规划与保护，在遗址本体得到有效保护、合理展示的同时，使遗址区及其周边环境得以优化美化；通过大遗址保护所形成的优越文化软环境，改善了城市内部结构，提高了城市竞争力，并使周边地域增值，突破了对文物“利用”的简单认识，转变了文物“保护”与“利用”对立的固有观念；通过有序分步移民、引导遗址区产业发展、调整遗址区周边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文物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矛盾。2010年，“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公园”和“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成对外开放，并同时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同时，成为传承历史文脉、守护城市灵魂的载体，彰显华夏文明、弘扬灿烂文化的窗口，带动社会发展、改善当地民生的途径，拉动地方经济、促进区域繁荣的桥梁。

　　实践证明，通过“国家公园”模式保护大遗址，既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大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生态环境优化美化的良性互动，在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