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提倡内生式发展模式

　　我们提倡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2012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3.8%，浙江为49.4%，在全国所有省中，唯有广东和浙江的占比没有超过50%。能够坚守正道，在逆势中保持真实的竞争力，其努力尤其可贵。具体到城市，深圳投资占GDP的比重最低，只有17.9%，为国内唯一低于20%的城市。堪称国内最具经济造血功能的城市。

　　到了2013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6.8%，而浙江已经突破50%，都呈现缓慢上升势头，唯有深圳降低到17.2%。

　　这说明全国形势非常严峻，虽然国家文件上说要降低投资，依靠内生发展，但是目前落实的并不理想，投资仍然居高不下。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78.6%。转变发展模式，迫在眉睫。不能光甩开膀子喊。

　　大批的民营经济巨头，大批的中国驰名商标，在没有任何辅助的情况下，在广东和浙江草根生长。中国需要广东，浙江这样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地方，广东模式不可倒。

　　此外，值得提醒的是，工业化不一定消耗投资，片面城市化才消耗社会财富。

　　佛山进入前五名，令人惊讶。一直以来，佛山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制造业工厂，顺德、南海均为中国制造业重镇。在印象中，似乎从事传统产业的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率一定很高，佛山反而很低，其中有何奥妙?

　　或者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别的地方都把资本投向了铁工基，而佛山的投资，更多偏向工业设备等领域，而后者的投资额比前者小得多，虽然对GDP的撑门面效果远不及重工业和铺路架桥来得快，但是真实效率也高得多。这样的GDP，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亦是值得真正尊敬的。

　　佛山现象，绝对值得中国关注。

　　同类的城市，还有长三角的无锡。无锡除三产不够发达之外，在其余几乎所有的领域，均领先全国，尤其是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很低，与佛山一样，作为工业城市，非常难得。同时，无锡的单位产出效率，是在国内位列前三，仅次于深圳等极端个别城市。

　　“投资补课”论的荒谬

　　这几年，我考察了数十个国内城市，发现中西部地区的主政者，有一个普遍的情绪，认为东部已经完成了崛起，前期已经投资过了，该轮到我们的，凭什么我们不能靠投资?此即“投资补课”论，同样，就国家层面而言，也存在一种“投资补课”论：欧美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们不搞高投资?怎么追赶?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误区。事实上，东部的发展，并非靠投资，从改革开放至今，广东以及浙江的综合投资率，是低于全国水平，而非高于全国水平，其内生发展能力极度强劲，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依靠制造业企业，不是说它们以前高投资，现在该轮到中西部，而是它们与国内平均水平比，从来没有高过。

　　就国家而言，亦是如此。

　　欧美国家当下的投资率，大约在20%左右，欧美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发展阶段不一样，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我们的穷哥们，金砖四国之间的投资比较，也许更有说服力。印度，巴西亦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增长率至少在8%以上，与中国接近，但是，他们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却比中国低多了。以2000年至2010年十年为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是0 .48，印度是0 .27，巴西是0 .17，俄罗斯是0 .25，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超过巴西一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比欧美高，也比同样奉行赶超战略的穷哥们高。

　　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他们是不是在赶超欧美的时候奉行高投资战略?

　　日本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中期的经济起飞期，平均投资率为33.9%，其中1967 年到1974 的最高峰的八年间，投资率在35%以上，此后逐步下降。韩国在起飞期间，投资率为35%，而当下，日韩的投资率稳定在20%左右。

　　日韩的投资变化，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基本吻合：在经济起飞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率保持在35%左右的高水准，而在成熟期和高额消费阶段，则下降至20%左右，并随科技的发展上下波动。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平均投资率，超过37%，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而自2003年以来，已经近十年超过了40%。作为后发国家，适度的“投资补课“可以理解，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止境，乃至损害内需，戕害经济元气。

　　弓弦已满，不松则折。

　　日韩转型经验是：减少投资，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调整产业机构，打击财阀，打破垄断，开放市场，鼓励民间投资等。中国当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