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央视记者柴静做了一个关于雾霾的视频《穹顶之下》，这两天一直在刷屏，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这无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必将载入环保史和传媒史。写下这篇短文绝非对柴静和视频的批评，但由于视频中关于城市化和环境污染的关系，有些语焉不详，因此这里进行一些“补充”。简言之，城市化不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限制城市化才是罪魁祸首。

　　视频中多次提到城市化（城镇化），例如，“人们居住条件大幅改善”；“现在每天消失80个自然村”；“城市建设过度”；“城市化率提高百分之一，哪些产生环境污染的行业的过剩产业就能消化”。而在提到“北京还在继续扩张”，有明显的负面语气。柴静虽然没有对这些现象下明确的结论，但仍然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可能会让人认为是城市化导致了环境污染，特别是大城市导致更严重的污染，如果治理环境污染就应该对城市化有所限制，或者至少限制大城市发展（当然，谨慎的柴静并没有说要限制城市化，而是说要转变城市化模式，但着墨太少，以至于我看第一遍时都忽略了）。

　　如果说城市化是环境污染的“原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西方国家200年前，中国30年前城市化率很低的时候，都没有环境污染问题，而现在中国一半的人都居住在了城市，污染却如此严重。然而，限制城市化只会带来更差的环境。

　　这首先是因为我们不能强行限制经济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治理环境就限制经济发展，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治理环境污染。例如，我们能强行限制人们从农村迁居到城市、购买自己的汽车，特别是那些已经居住在城市、开上汽车的人，更不能限制别人也这么做，这显然是不道义的。这也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发达国家要求我们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环境治理责任时，容易让人反感的地方。

　　而考虑到这一点，实际上城市就比农村还要更清洁。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根据上文分析，我们要讨论环境污染（治理）的程度，就要基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比如单位GDP能耗、人均能耗等等。考虑到这些因素，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污染程度（单位意义上）实际上就低于（大部分）中小城市和农村。

　　以汽车为例，北京和上海这种国际性大都市堵车严重，尾气排放严重。但我可以肯定北京和上海的汽车拥有率还不如我老家的小乡村。在城市里，由于人口密集高，所以公共交通发达（当然可以更发达一些），而在农村地区，人口稀少，没有公共交通，逐渐富起来的农民只好自己配置私家车。现在我老家的乡村，汽车已经开始成为家庭必需品。

　　更糟糕的是，农村地区的汽车肯定品质更差。上海和北京的汽车还有一个环保标准，但连红绿灯都没有的乡村，你能指望他们的汽车执行什么“国标”吗？同样的道理，农村地区的小煤矿、小钢厂、小发电厂，环保标准也远远低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因为只有人口达到一定的密度，企业达到一定的门槛（当然如果大到垄断也是负面影响，另一个问题），安装环保装置才具有经济合理性。

　　比如视频中谴责的“散煤”，也只有把人集中起来居住，达到一定的阈值（例如城市小区），才值得发展公共供暖、供气，而分散居住的农村地区只能继续烧煤炉子。现在富裕起来的乡村很多家庭冬天也开始暖气供暖，而只能安装一家一户独立供暖装置，这显然比城市集中供暖更污染。

　　因此，如果不否定人们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出行方式的权利（所谓“发展权”），那么城市一定比农村更清洁，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城市地区发展同样水平的经济和在农村地区发展同样水平的经济相比，肯定更清洁。

　　这些显而易见的讨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长期执行的政策就是各种名目地限制城市化。早些年施行的口号是“农村工业化”、“就地城市化”等等。哪些导致环境污染的小煤矿、小发电厂、小钢厂都是在这一思路下纷纷设立的。即便是现在，也仍在鼓励小城镇发展，而限制大城市发展，而没有考虑过一个不足10万人口的小城镇，怎么能指望发达的环境治理体系呢。

　　当然，说城市化是治理环境污染必经之路，并不是说无论什么模式的城市化都能治理环境污染。在意识到其背后的财税、土地出让金、就业等收益后，城市化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看家本领。正如柴静在视频中提到的，现在中国280多家地级市，184家要建设国际大都市；中国总人口13亿人，所有城市规划人口之和却达到34亿人。

　　这说明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而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才是中国城市建设“过度”，从而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而政府主导城市化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户籍、各种明目的开发区、工业区、科技区等等。如果根据市场规律，一些城市发展成国际大都市，一些城市发真成小而精的小城镇，怎么会规划人口远多于实际人口呢。

　　最后，就拿大城市和小城镇之争而言，北京、上海的规划人口总是低于实际发展情况，而柴静的老家县城住房空置率高到离谱，这也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所以就这个意义上讲，北京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