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问题和雾霾问题一样，值得全社会关注。”今年两会上，当被问及非遗保护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如是说。

　　田青向记者展示了他手机里保存的一段视频，视频是他今年春节期间前往陕北基层考察的见闻：一个村庄偌大的戏台上，演员卖力地表演当地传统戏曲，台下却空无一人。据他介绍，这个村庄正在空巢化，年轻人纷纷进入城市，留守的当地人更愿意待在电视和电脑前。“这让我感到很苍凉。”田青说。

　　田青的话道出了我国日渐加速的城镇化过程中非遗保护面临的重大问题：产生和滋养非遗的传统文化土壤正在慢慢消失。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显示，1978年至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预计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

　　加快发展的城镇化建设对非遗的影响是非常直观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透露，地方戏曲剧种已由50年前的360余种减少到今天的200余种，能够看到舞台演出的只有80余种；很多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后继无人的状况比较普遍。“有些非遗项目处于停滞甚至萎缩状态，比如年画。”王文章说。

　　此外，城镇化进程中的“快速致富”念头也影响了一批传承人和从业者。有些从业者迫于经济压力，为降低成本，以现代材料代替传统材料，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技艺，甚至为了经济效益而盲目开发，王文章称之为“建设性破坏”。

　　“城镇化和非遗保护之间的矛盾肯定是有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在城镇化“动手”之前，先要对文化进行全面研究。“文化保护不是那么简单的，保护什么，怎么保护，一定得搞清楚。”冯骥才说。

　　按照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的观点，城镇化进程是可以和非遗保护携手而行的，因为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而城镇化也是以人为中心的。“非遗是人们的精神寄托，人们从平地住进高楼，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文化生态也有变化。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非遗来缓和人们的情感，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朱晓进如此阐述非遗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农民不仅要身体进城，还要心灵进城。”

　　这一点和冯骥才的观点不谋而合：非遗保护应该由处在该文化生态中的人自己来保护，因此唤起人们对文化保护的自觉是最重要的。此外，如何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让非遗和其他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成为一种可以被活化、被利用的资源，也是一些政协委员思考的重点。

　　政协委员们的以上观点已有先例。比如，武汉汉阳的渔民虽然“洗脚上岸”住进了楼房，但是在社区内建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使得祖辈传承的汉阳高龙和其他非遗项目有了传承的空间和土壤。再比如，约2万人的苏州市镇湖镇，有8000位绣娘在从事刺绣工作，此外还有3000人左右在从事与刺绣相关的产业服务工作。

　　由此看来，城镇化建设和非遗保护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关键在于，如何让非遗有存在的土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分享了沪剧由曾经的一度危机到如今重焕生机的经验。

　　“人才培养不能停，同时要培养年轻的观众。”茅善玉说，“在坚持招收沪剧班学生的同时，我们非常重视沪剧进校园，每次都派最好的演员，演最出名的戏，比如《雷雨》，让学生们了解沪剧之美。”同时，上海沪剧院还和近10所小学达成合作，每周都开设沪剧兴趣班。“我在演出中发现，台下黑头发的观众正在慢慢变多。”茅善玉说。

　　尽管如此，一些委员还是认为，很多非遗在城镇化过程中摆脱不了消失的命运。田青用一个比喻形容了非遗“生老病死”的过程，“就像你的父母，老了、病了，得了不治之症了，医生也告诉你老人都90岁了，你怎么办？生老病死就不治了？也不会。你总要尽孝心，以最大的努力来抢救你的父母。我们的文化遗产和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有这份感情。所以当我看到一个剧场里，演员卖力地唱，台下空空荡荡的时候，我就像看见自己的父母躺在病床上。”

　　田青也提出了面对“重病老人”的治疗方法：一是尽最大努力为非遗找最好的“医院”和“药”；二是让躺在病床上的非遗有活下来的愿望；三是期盼社会有一些“新发明”来保护非遗；四是制度的保障要到位。他认为，只有在这四个方面一起努力，才会有比较好的保护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经过数年努力，我国非遗保护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去年8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透露，文化部将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城镇化进程中非遗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强对城镇化进程中非遗保护工作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