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失控

　　刘艺邦的感受对应着中国轰轰烈烈进行着的城镇化。偏居祖国西南一隅的云南，也在城镇化浪潮中“失控”。

　　早在2011年，云南提出至2020年要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城镇户籍1000万。2008年至2011年，云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数平均为每年13万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短短两年就完成“农转城”人口496万，是政策实施前20多倍。据知情人士称，2014年最终统计数据尚未出来，但预计保持了此前的平均速度。

　　一位基层干部向记者透露，为完成任务，一些部门按人口比例层层下达指标。由于“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致使基层在工作中弄虚作假、随意扩大转户对象范围。有的地方将一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户成建制地转为城镇户口，转户农民没有城镇固定住所，工作人员便将县政府办公大楼作为上万人的落户地址。大量已转户的人口享受不到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以及获得就业机会，这些转户的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 有专家调研表示。“过分强调速度和进度，使一些地方自然的城镇化过程演变为人为推动农民进城的‘被城镇化’过程。”

　　城镇化的推进，有的地方政府是为帮助地方的房地产业发展，也有的地方是为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对城镇化带来的不良后果，刘艺邦所在家乡的群众有诸多怨言：把“农转非”变成一项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数字城镇化”只会带来“空心城镇化”。

　　消失的村落

　　“最近十年，我国每天消失80个村落！最近三十年，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从100多万个锐减到不足60万个。

　　村落的消失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态条件恶劣处的移民迁移，大多是政府行为;另一种是自然消失的，本来户数就很少的小村搬迁到县里或城镇，或者年轻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村落自然萎缩了。

　　目前，在中国的自然乡镇，城镇化已被异化。对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就是拆除旧城建设新城，片面追求视觉效果忽视文化内涵，甚至被异化为“大拆大建大手笔，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园区扎堆聚，CBD扮靓GDP”。

　　事实上，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仅完成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第一阶段转变，却在从产业工人到市民的第二阶段转变上亦步亦趋。它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一方面，农民中的大部分已经转出农村，农村日益空心化，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另一方面，转出农村的农民虽然在形式上成为了市民，但其与真正市民实质上的不平等引发了城镇内部的二元矛盾，为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埋下隐患。

　　回不去的故乡

　　从事IT业，来自江西的新上海人张鹏也对家乡的城镇化忧心忡忡。“那些以造城为目标的城镇化，切断了家乡世代积淀特有的文化与习俗，还有自己的根。”

　　拖着行李箱走在县城的街道上，张鹏感受到荒凉，“街道坑坑洼洼，到处是工地，房子一眼望不到头，路上鲜有行人。”

　　城镇化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垃圾围城也成为城镇化发展中绕不过去的坎。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在过去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共有68.5亿吨工业垃圾和240亿吨工业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就被排放到自然中，他们彻底让故乡不了颜色，河里的水黑了、路边的树灰了，就连天空都变成朦胧美了，东风以来池塘里的塑料袋乱飞，那机器的轰鸣声，不是发展是破坏。

　　由于缺乏主导性产业，相当多的县城吸纳不了外来人口，甚至由于周边地市级城市、省会城市的磁场效应，相当多的县城甚至成为人口净流出城市，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之后，这些以大城市城乡结合部一样特征呈现的县城，将面临一系列的难题。

　　“宁静的大山已在山脚、山腰、山顶砍出了一条条荒带，推成了土公路，干燥的冬春之交，满天黄土飞扬。曾经常见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如今变得很脏很乱很难看。村长对老人和孩子说几年之后这里也会变得像县城一样漂亮……”文艺青年刘艺邦说：“故乡，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