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像您朋友的做法只是出于一种个人选择?

　　李银河：嗯，只是一个个人乡愁的、浪漫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做的人是有经济背景的，比如有退休金，或者挣够钱了。他们不会在社会人口中形成有显著意义的百分比，只是一些小小的公社、小群体，甚至就是单个的家庭，没有什么统计意义。但农民进城可完全是统计学上的，要从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的方方面面来推动。

　　过去农民承受剪刀差，为工业做了太多牺牲，现在应该进城，过一种现代人的生活。乡村的生活还是一种前现代的生活。从陈仓的小说也能看出来，这种差异已经到了一种让人难以容忍的程度了，里面有多少愤怒、郁闷、不公平，大家都是人，凭什么有的人被剥夺成这个样子。

　　过去梁漱溟说过：“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上这几十年，农民被剥夺得相当的惨。真的需要改变。我们社会学研究所的原所长陆学艺是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什么叫三农?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

　　记者：能不能说您是很赞成“现代”的?让农民进城过一种现代的生活，而且少数人到乡下也是一种“现代的”选择?

　　李银河：对，并不是真的要回到乡土社会，你让他们回到乡土社会，他们受得了吗?

　　记者：看您写的小说，是不是您身上也有这么一种浪漫主义?

　　李银河：是，我是挺反对过度的贫富分化的，穷人苦不堪言，富人骄奢淫逸、花钱如流水，这是不合理的。我为什么会写一个共产主义实验的小说呢?就是思考，人类到底要不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拼命的追求利润，为什么不能把人的欲望和消费仅仅限制在生存的程度?为什么要去弄那些奢侈品、一万块钱一个的包?我很反对这些，资本是盲目的，会过度发展，利润越高越好，毫无节制，这是一个发展思路上的错误，环境也污染了，生产了很多不是生活必需品的东西，为什么要去做这些无用功呢?社会也被败坏了。

　　记者：那您对小型乌托邦实验发展下去的结果怎么看?

　　李银河：我在小说里有一整段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简直不像小说了，变成社会学论文了，哈哈。这些小小的公社完全没法推广。六七十年代美国也出现了很多青年的公社，从劳动效率这一方面讲，就很难在全社会推广，只能是作为一种补充。

　　记者：这些公社的原则之一是节制欲望，但生活在里面的人们过着纵欲的性爱生活吗?

　　李银河：我小说里的人们在人际关系上是没有约束的，非常自由自在，而且充分满足。现在在西方，其实多边恋已经很成气候，有他们的组织和杂志。我觉得在中国也会出现和传播开来。现在的婚姻制度已经暴露出很多的不适宜、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在北欧国家已经有一半人不选择婚姻了，日本的独身人口占40%了。婚姻制度在衰落，我有很多小说都写到了一种非常自由、不压抑的人际关系状态。我写了很多篇原始公社的小说，他们没有婚姻制度，随心所欲，这是我的一种理想状态。

　　记者：说回到陈仓和刘亮程，他们的小说里还有一种属于土地的、很魔幻、很美好的东西，如果乡土社会没了，这些东西也没了。

　　李银河：我的印象不同，像刘亮程对农村生活也是很绝望的，书中一个人扛着个铁锹在村里挖了个坑，说这就是我能改变的世界。我觉得他写这种绝望写的很棒，真的农民都恨不得走掉。刘亮程描写的那种冷，《夹边沟纪事》里的那种饿，没经历过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再有想象力也想不出来。

　　陈仓、刘亮程、莫言都有一种真正的超乎常人的生活体验，中间有很多愤懑、不平、羞辱，直接白描出来，就非常震撼，他们的写作来自皮肉上面经受过的苦难。而且因为过这样生活的人占到人口的70%，这样的写作是非常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