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河北的规划还不确定，一方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两个双城，北京是首都需要先出规划，然后是天津，河北的规划制定需要依托于这最重要的两个市。另一方面，河北的功能和天津的功能有一部分的重合，可能存在深度博弈。”

　　记者近日获悉，作为中央力推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除顶层设计《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以下称《纲要》)外，还将制定分工方案和三年滚动实施计划，以及专项规划和三省市地方协同发展规划。在规划的落实上，不仅制定了每一年所需完成的目标任务，还设立了具体的时间表。

　　“在2015、2017、2020年重要时点都有目标设立，到今年年底，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做考核，2017年将会做中期考核，2020年要确保京津冀一体化的基本实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他同时透露，《纲要》比原定发布时间延迟，“难题在河北省”，目前尚不知道具体发布时间。

　　河北定位仍在摇摆

　　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发展不同，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不仅包含河北一个省，还包括首都北京、天津这两个重要直辖市。

　　“京津冀的发展是中央和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四方’的格局。”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峰对记者表示，京津冀的发展，不单单是京津冀三地的问题，更是由中央主推的一个国家战略。

　　这在北京市政府的前后表述变化上有所体现。在北京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决心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而在3月31日的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会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2015年工作要点等事项做了研究，提出“积极稳妥有序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

　　从“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到“疏解非首都功能”，细微措辞变化反映了什么?对此，李峰认为，这与定位的逐渐明晰有关。“北京承担的到底是北京功能，还是首都功能，此前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解。后来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加入中央，变成了‘三地四方’，所以在定位上予以了明确。”

　　因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两个双城，首都需要先出规划，然后是天津，河北的规划的制定要依托于这最重要的两个市”。李峰表示。

　　实际上，北京的定位在去年就已经出来了，分别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直到现在都没有变化。

　　“天津有一些细节在讨论，但也基本成熟了。”李峰说，其定位是“一个基地三个区”，分别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国际航运核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金融创新示范区。

　　而河北的定位，仍然有所摇摆。

　　前述知情人士亦表示，之所以河北的规划还不确定，一方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两个双城，北京是首都需要先出规划，然后是天津，河北的规划制定需要依托于这最重要的两个市。另一方面，河北的功能和天津的功能有一部分的重合，可能存在深度博弈。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河北是短板。”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曾如是直言。

　　不过，据前述知情人士透露，虽然说河北的定位仍有不确定性，但河北省规划办和发改委方面，对于河北的定位已经心照不宣了，“现在大致认为是现代商贸物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基地，环保和生态涵养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核心资源之争

　　据前述知情人士介绍，河北规划未确定，与河北、天津两地的功能重合有关，“河北和天津的博弈主要是在产业转移上，焦点在港口”。

　　同处在环渤海区域的两个重要港口——天津港、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是环渤海地区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自然和配套条件不同，其港口功能有相似之处也各有特点，经常被拿来比较。

　　2008年1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标志着曹妃甸的发展正式作为国家战略全面启动，当时文件专门对曹妃甸港区、天津港的港口功能划分予以明确：前者为中国能源、矿石等大宗原燃料的集疏港;后者为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国内北方航运中心。

　　李峰曾在前年参与了河北港口相关课题，据他介绍，当时政府曾试图让这两个港口合作，交叉分工承担一些功能，以便实现港口之间的互动，“当时想借助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来实现通关的便捷化，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实现”。

　　“这是天津和河北在核心资源谈判的一个典型案例，从中体现出双方深度博弈背后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主导权，另一个是财政问题。”李峰表示，因为港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对天津也是一样，“就像北京所说，什么也不羡慕，就羡慕天津有个港口”。

　　三地协同发展的博弈点，不仅存在于天津、河北两地，也同样发生在北京、天津之间。

　　京津两地的协同发展难点，在天津的功能定位调整上可知一二。“北京和天津在某些重叠领域面临深度博弈，矛盾在金融上。”前述知情人士表示。

　　在目前天津“一个基地三个区”的功能定位上，除金融功能外，其余三个功能基本与2006年以来天津给予自身的定位差异不大。

　　“天津当时想定位的是金融创新中心，后来退一步到北方的金融创新中心，再后来就改成了金融创新示范区。”他透露，因为一旦挂了区域后，“天津就和北京之间就会有矛盾”。

　　于家堡金融区便是京津在金融功能领域暗战的一个缩影，其承载了天津打造全球最大金融区的愿景。据知情人士介绍说，在此次协同以后，北京和天津试图在金融领域合作，应该说是互利共赢的事，但是项目一直在拖，没有再继续谈判。

　　事实上，细致观察，便可以从中窥得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难题：从过去的提法“京津冀一体化”变为如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从‘一体化’到‘协同发展’，反映出原来的一体化认识，不符合我们现在的发展或者说是对于当前的困难和现状，认识得还不够清楚。”李峰表示，尤其是在京津冀一体化所面临的困难这一问题上，这需要三地打破行政体制束缚，有舍才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