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天北京市政府已经很成熟了，那么，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意义何在，这个问题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唐晓峰：虽然说非首都功能的出现与发展是必然的，但北京显然是弄过了头。要说原因，除了这几十年出乎意料的大发展所形成的时代原因之外，我觉得还有深远的文化原因、传统思想的原因。这牵涉到首都的概念。

　　我们讲首都是“首善”之地，就是最好的意思，这是传统的概念，一般说说没问题。但很容易顺此得出一类观念：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要放在北京。所有事业的总指挥部都要设在北京，北京是全社会的制高点，站在北京可以藐视全国，到了北京才能证明你的最终成功。北京不会接受“第二”，它集中了 “最好”“最大”“最权威”的东西，这就是首都北京的概念。用古人的话说，是“众星拱极”。用今人的话说，是“全国人民都仰望着你啊，北京!”

　　于是，官员仰望北京，学子仰望北京，艺术家仰望北京，商人仰望北京，煤老板仰望北京，甚至许多乞丐也仰望北京。从政治上说，这是好事，如果这些观念只保留在思想领域，不会有问题。可这些年来，思想变行动，用各种办法进京的人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大军，现在的北京街头，很难听到北京话了。北京城真是受不了了，她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

　　在很多国家，首都并没有这么大的聚集性，有一个原因是观念不同。以美国举例，美国最好的大学不在华盛顿，也没想过要搬到华盛顿去;美国办了几次奥运会，没有一次在首都;总部不在首都的大部门就更多了，在美国办什么事业，不需要到首都来“借光”，反而独立找一个地方更有“范儿”。

　　疏解非首都功能，把一些总部迁到外地，这不是简单的机构的疏解，也包含首都概念的调整。所有的总部都必须要在首都，过去以为这是属于首都职能。但现在看起来，这个职能可以疏解。首都功能可以更加集约化。我们不能减小首都在政治上的凝聚力、号召力、指挥力，但在信息、交通现代化的今天，这种凝聚力不必一定要保留在古老的形式上。首都功能集约化，其本质不会改变。

　　记者：首都各类事业、实业的聚集，必然造成人口的聚集。解决北京人口过多的问题，有什么历史经验?

　　唐晓峰：中国历史上，在王朝的初年，都城人口往往不足，那是战乱的后果。许多都城在建设之初，为了充实人口，朝廷往往将外地民众迁到都城，比如明朝就有许多人从山西“大槐树”下迁徙到北京地区。而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首都人口越来越多，朝廷转而要控制人口。清朝时，北京城就已经存在人口压力。雍正、乾隆之时，北京城内旗人人口越来越多，所谓“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地处之。”城里已经没有更多的地方供其居住，而且他们耗费的物资也越来越多。于是，朝廷开始让他们迁往外城、郊区，甚至外地。另一方面，朝廷也在想方设法地控制进京人口，尽量不让流民进入城中，一旦发现，就要“逮回原籍”。京城里的人口多是文人、官员、“贸易生理之人”等各类精英。

　　另外，与现代不同的是，古代朝廷的许多官员，一旦退休，一般不留在京城，老了是要还乡的。京城不是官员养老的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京城人口的积累。这些都是王朝时代的做法，有其时代背景。

　　现在北京的问题，直接根源是人口太多，要做的各种疏解，其中主要目标就是要疏散人口。所以，要迁出北京核心区的主要是那些最容易造成人口拥堵的部门，比如各类批发市场、劳动密集行业，听说还有大学、医院等等。医院本来不是人口大户，但我们的医院，因为各种原因，成了人口十分拥堵的地方。我见过北医三院和儿童医院的情景，真可以说是“车?击，人肩摩”。迁出人口大户，或者把他们的功能分解一下，比如在北京周边，甚至全国各地，多建一些好医院，才能解决问题。

北京产业外迁地图，来自人民政协网

　　要把一些单位疏散出去，减少城区人口，我觉得有两个难点，或者说要点。一个是如何解决迁出人员的家庭问题，这是人们担心最多的事情。现在的家庭成员，很少有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所以一个人迁出去了，其他人怎么办，是辞职跟着走，还是变为两地家庭。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我想，有关部门一定是准备了协调办法的。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腾出来的地方怎么办，扩大之后的新的京津冀地区可以放任人口流入吗?北京城区很多部门搬出之后，腾空的大楼做什么用?如果是这拨人搬出去了，那拨人搬进来了，这就没有意义了。另外，新的京津冀地区充满机会，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没有人口控制办法，过上一些年，是不是会有更大的“漂流”群体形成?大京津冀如何管理?中国人口量巨大，人口压力会长期存在。显然，这又需要一轮谨慎的规划，制定理性、严谨的建设规范。

　　现在疏解首都功能，是一项大战略，其间会有许多复杂的事情要做好，但方向是朝着一个新时代。这件大事做好，我们真是要告别传统的首都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