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影响协同发展

　　我们在研究日本和韩国首都都市圈的过程中，特别提出轨道交通的开放性和城市交通规模的问题。我们也听到很多人在谈到京津冀发展的时候，对断头路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可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基础设施投入是以行政区域的管辖范畴来提出申请的。比如北京要想申请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要由北京市相关部门向国家发改委申请投资建设。除非是国家战略层面上提出的项目，否则和河北没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北京方面曾经也会担心，如果北京到河北的路修通了，会不会导致资源外移，会不会影响本市房地产的价值，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公共福利的流失，这可能是北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所以这种行政区域壁垒是我们研究区域问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的内容。

　　中国的行政区域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的行政区域内，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市场要素的配置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包括基础设施和人员配置等。而中国的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竞争关系。我们在比较北京市和河北、山东差异的时候发现，二省一市在公共资源配置、人均占有资源、人均收入水平，食品及用水、用气价格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差距，北京的综合服务水平远远好于其他省市。

　　正因为有了这个差距，所以由户籍制度把它包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户籍管理，来实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分割，也就加大了要素的单向流动。要素都向北京集中，因为北京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好，虽然成本高，但是收入足以弥补这个成本的支出。而日本、韩国等其他的国家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日韩没有中国的户籍管理体制，人员的流动和迁徙以及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

　　封闭的房地产小区和大院模式导致城市拥堵

　　再看路网密度。很多人在谈到首都经济圈的时候，把问题归结为人太多了，交通严重拥堵。并且由于交通拥堵，污染也大幅度增加。我在2014年中国交通年会上曾经提出过，中国的交通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城市功能没有理解透彻。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开发规模，形成了一个一个封闭的小区。据了解，北京房地产平均开发规模为150亩，自然而然形成了房地产大院。还有过去封闭的机关、部队的大院模式。大院内的路网对社会是不开放的。所以我们看北京的路网密度，每平方公里范围内只有4.4公里的路网长度，可是东京是18.4公里，纽约是13.1公里，所有这些路网是向全社会开放的。这个城市有这么多辆车，但是如果微循环系统不畅，车都涌入了主干道，那怎么能不堵车？例如我家附件最近新修了好多新的小区，每年人口十几万、几十万的增长，路网却没有发生变化，能不堵车吗？

　　所以很多人纠结于产业和交通的关系，而忽视了路网的建设，不仅是城市内部的路网建设，而且包括区域内的路网建设。再细分还要涉及到，是选择为大众通行的路网建设，还是选择为富人和白领的私家车通行的路网？东京高速公路少，市民出行基本上靠轨道和普通的三级公路为主。这就是为什么大东京都市圈1.36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人口3600万，比北京1.67万平方公里范围内2300万人口更不堵车的原因。研究区域的发展恐怕要考虑这些看起来不是太重要，但是实际上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基本因素。

　　再举一个轨道交通的例子：市郊铁路，东京是2013公里，伦敦是3650公里，纽约是3155公里，巴黎是1867公里，而北京只有77公里，你们觉得这个差距适合区域内的发展吗？这也是导致北京主城区压力过大，没有办法向外扩散的原因之一吧。一个区域，如果要想与外区域协同发展，但适合于大众通行的路网密度却跟不上，那怎么能实现协同呢？

　　我们把大量精力放在地铁建设上，北京市城区的地铁长度确实比东京、伦敦、纽约都要高，但是路网合理不合理呢？例如，我们在编制规划过程中曾经与某些城市官员讨论怎么建地铁。谈到以往的规划和建设发现，某一任城市主官说未来要发展东区，因此，地铁的修建带着行政指令向东区发展。但下一任主官看到东区的发展规划没有按照预期实现，他提出自己的发展思路说要发展西区，当然地铁修过去了，但是西区也不会得到发展。因为这是完全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

　　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市长要想修地铁的时候，都选择在人多的地方修，为什么在人多的地方修呢？一是人多的地方有人流的支撑，可以得到市场的投资回报；二是人多的地方有更多的选票支持他。可是我们的城市长官，经常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决定在哪个地方修地铁。然而，市场是有规律的，研究交通发展恐怕也要认识这个道理。

　　在研究京津冀的问题，当然北京的问题最大，我们的城市病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所以我们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可是我们认为，在全国城市化率54.77%、京津冀区域城镇化率60%左右，处于城镇化高速增长区间的时候，这些“城市病”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东京都市圈、八十年代的韩国首尔都市圈都和我们现在差不多。所以，我们不能凭空想象所谓的跨越发展模式，可能我们实际上也无法超越这个城镇化发展过程所必然面临的阶段。更不能设想用福利化的方式把人迁出，只保留高端的人口结构，我想这些都是严重的认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