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做古村之友不长不短的一年时间，既是奔波也是愉快的一年。一年来一半以上时间在路上度过，把航班多定在晨起和夜归，一方面为了能更好在白天和各地伙伴们见面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飞行时间好好睡一睡，当然也为了更加便宜的机票。我知道这段总结回顾是不能少的，尽管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好，臭媳妇得见公婆，这一年不少调动社会热情和各地古村之友的参与，对社会应有个汇报和交待，欢迎大家多多批评和建议，当然更希望是大家多多参与。

　　【古村之友的前身】

　　我的学业是规划设计，从一个懵懂的乡下娃到学习了一门可以在土地上指手画脚的专业人士，都少不了一份大展拳脚的鸡血。和一批可能是大师、准大师和怀揣着大师梦的人们完成了学业，或多或少感染了热血的毛病，然后被扔到祖国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建设浪潮。先后也在政府、号称境外设计名企、城镇化咨询智库、旅游咨询与互联网平台、境内设计企业从事城镇化产业链上从研发、策划、规划设计、新媒体、著述、社会活动等岗位的学习工作。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和装逼什么，恰恰是痛苦和反思让我不间断去寻找答案。尽管做设计时拿过号称的国际大奖、出过最热门话题的学术著作、亲自参与和主持行业最大自媒体集群的建立、也冒充象模象样地去制定什么省级战略。

　　但当看到:明知是破坏的规划设计会更好地被通过，明知是制造不公平和社会伤痕的鬼点子会被接受，明知是丧失人格和伦理的职业行为被更多人当作智慧被广泛效仿。城镇化丛林时代的群氓乱象，一个个圆睁着眼，张大着嘴，像刚吃完猎物嘴角还粘着未干血渍的狮子，又砖营着去捕下一个猎物。在我心里，这个面孔是狰狞的，也是让我胆寒的，我怀疑是不是我病了，那样的一段时间是令我痛苦的。

　　于是我选择去和普通公众讲述这些理念，以验证我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告诉公众城市需要生态，社会需要公平，城市生活需要以人为本。教他们识别怎样的规划设计在破坏生态，告诉他们哪些房地产商的效果图和楼书在欺骗他们，哪些东西留下来会更有价值。我发现他们很喜欢我和我的团队，我并没有病，认同和喜欢我的人比说我们有病的人更多。这也就在2010年形成了我的第一个公益组织——可持续城市公益论坛，以向公众传播生态、公平、可持续城市理念和教老百姓辩伪的一个公益传播机构。

　　那个时候微博才刚刚兴起，微信还是在后来两年内出现的，可持续城市公益论坛就通过面向公众开展演讲来传播，渐渐地这个组织团聚了一批北大、清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还有一批海归的讲师团，当时我们的理想是大师面向公众演讲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尽可能团聚一批大师门生走进公众，让他们有知识有辨别地参与到并影响城镇化浪潮。随着这个组织的不断壮大，我们从杭州走到上海，开始面向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长三角的主要城市的图书馆、市民讲堂和市民分享，也从他们的反馈中修正提升我们的知识。

　　后来我们开始用微博，发现这个玩意儿很好用，不用费时费力还费钱地走进公众，写好文章在微博里传播就会被很多人看到，还很容易获悉各路真假专家的言论和观点。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尤其是渐渐有了些辨识假专家的经验(当然这里不能上升到反动专家)。在那段时间里为了摸明白各路观点和专家的逻辑，收集整理了整个城镇化各个环节的专家近十年的学术成果和散见于微博等公开平台的言论，并形成了较为细致的读书笔记，使得我们更有底气与他们探讨甚至交锋，在微博里参与或发起了很多论战，也交恶不少，后来也就不断有托人带话、圈子封杀之类的事情出现在我们身上。或许真是小破孩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宽(放王林的话，你小子吃几碗饭，用气功隔几十米就戳死你)，好像越是排挤，就更激发我们不断探究下去的鸡血。

　　【和专家切磋的那些日子】

　　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尝试第一次来梳理我对那个时期专家的分类总结。人数最多的一类应该是随着浪潮捡贝壳的专家，他们应该不是观点和言论的主导者，或许会有一些反思，但由于师徒门第、关系纽带的原因，选择在小范围内茶余饭后吐吐槽，以关照内心逐渐消失的正能量火种，当然很多人也把它当作了无伤大雅的闲蛋话题。这一类专家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就是，一旦发生论战，就立马放弃掉是非判断，选择为门户而战，为好友而战，一副出现异己就打群架的架势，也是打群架中起哄和踢飞脚的主要人群。

　　第二类专家我尝试把他定位为引导那个时代主流观点和舆论的专家，出入政商高级庙堂，和古时擅长帝王术的幕客相似，当然也会不时走进群众尤其是学生演讲，自然有一批粉丝拥着(此刻很多他们曾经的观点和言论被证伪或者有害，我是很为他们怎么向粉丝们交代难为情的，当然也会有一批会以“那个时代认识局限”而一笑置之)。当然主导着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自然也会或多或少让他们膨胀一些，很有意思的是“他们通常会以某某核心城市(比如北京)的总体规划是我做的，或者某某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吃饭时和我说blabla”，可后来一想北京城都规划成那德行了，换我是不好意思提那是我做的。后来我还真碰到了有专家为自己做的规划忏悔的，让我不要再提他的伤心事，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人性光辉，真得为他好好点个赞。后来又遇到和他们吃饭的省委、市委书记不间断在他们做的规划里犯事进局子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该说和谁一起吃过饭了。再有张高丽说“城市规划要提高水平”，行业和大佬们一片哀嚎，个中复杂的情感我是体会不到的，也挺为他们如何自处捏一把汗的。

　　当然我不希望被大家说成风凉落井下石的小人，也得为这类专家说句公道话，在那个时期，的确是氛围的膨胀和与权力的亲近，可能自己也不自觉地染上了权威的傲慢。和这类专家在探讨交锋的时候，我并不最讨厌这股傲慢的气势，习惯了做孙子其实还蛮享受的。(当然毫无疑问这个群体中智者云集，大多可能知道正确的道路可能不是当时那个样子)。但傲慢一旦形成，也就退化甚至丧失了倾听群众和草根的愿望和能力，甚至成为嫌弃打压正能量的帮手，这是我最痛恨的，打压了社会创新中最重要的群众和草根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代表草根创新的“创客”一经提出，变形成了真真正正的社会浪潮，群众和草根憋坏了，一下就释放大劲了。

　　第三类专家我把他们理解为学术期刊里的专家，主流的社会观点和舆论浪潮基本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或许出于兴趣或许出于无奈，偏安一隅做自己或情愿或谋生之道的文章，当然应感激他们不像第一类专家那样起哄去捡大潮里的贝壳，在渐渐式微的传统学术期刊里留有他们一席之地去摸索星星点点的创新之路。正是这份自得其乐，我也就很少和他们碰上交锋，能写的东西自然就少些。只是后来微博微信出来，人民群众口碑里的好文章和转发率对他们的冲击是很大的。我当时有这么一个经历，给某一核心期刊投稿，编辑给我的回话是“你是副教授以上吗？你是副局以上吗？”我说不是，对方就回答“那我这个版面是准备给老先生的”。后来我做了微信公众号，把那篇学术文章放上去，阅读量超过了一万，然后去查了下那本杂志的订阅量在5000，我心里也就坦然了很多。

　　第四类专家我把他们定义为神坛里的专家，这类专家有着很强的学识和研究功底，也有很好的是非判断和理想坚守，也时常临高一呼应者云集，我愿意把他们和胡适进行类同(学史不深，比得很粗，可炮轰勿鄙夷哈)。在专业领域的学术神坛里，有了神的资历，自然会有神的身段和腔调，或许是为了神的荣誉，不太愿意离开自己的领地，甚至管他身旁一片火海。神坛里的专家还有一个特点，神和神来往，理想主义的光环团聚屌丝，屌丝事后发现只是炮灰。好在出了一个以团结屌丝为己任的互联网，让神坛里专家的屌丝吸引功力退化，也或许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其实我是仰慕和崇敬神坛里的专家的，因为我也是一个甘当炮灰的屌丝，所以几乎还不敢和他们交锋。只是后来做久了炮灰，会不自觉希望神能把光芒普照得更宽广一些，让更多炮灰能幸存下来，这样神的威力也就更大了。

　　第五类专家我把归类为教父型的专家，当然要成为教父就一定要是专家，但是很有可能他是不及神坛里专家在某一领域那么高超，但是他会愿意关注投身到他可能不太熟悉但社会最需要的领域，从这一个方面我是愿意把弃医从文投身思想建设的鲁迅理解为教父型的专家。教父型的专家还有一个特点是愿意团结和引导广泛的进步屌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人得道成了佛不如带弟子们也成个菩萨之类的。当然团结群众和屌丝倒不见得一定是为了成佛，而是在需要解决的社会苦难面前认识到社会的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丢掉神坛走进屌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将李大钊教化青年为救国计认为是教父型的专家。的确我是最钦佩也是最渴望教父型专家，但当下也的确是凤毛麟角，当然我相信会多起来，可能是某个神坛里的专家正在转型，或者某些角落里他们正在蓬勃发芽。

　　本来此文不是为了写这些专家，但不梳理清我和这些专家的交锋和认识，是不能推导出古村之友的发起，好在这个契机让我第一次把对专家的认识系统化了，我相信会很挨骂，也好在挨骂一直是成长路上最大的收获和助力，也就认了。

　　也就是可持续城市公益论坛和城镇化专家们探讨甚至交锋的两年时间里，微博微信里口水和文字的横飞，实在像隔空打棉花肚，起不了多大个屁用。尽管不怕得罪人，但也的确码字费力，论战费神。

　　当然这几年和专家的切磋也是学习了不少，也是坚定了古村之友走一条社会化的道路，而不仅是专家和权威解决之路，当然专家和权威的意义非常重大。让社会明白社会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每个社会的个体共同参与解决，才能形成公众的关注和自我爱惜意识，才不能至于专家无力或者专家变节之时，社会就一片盲然和无助。当年梁思成的顶级专家身份也未能留得住北京古城，其实我们是没太多理由去苛责专家能主导发展方向，能在关键时期坚守和保持清醒，对专家而言已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