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数月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终于向公众露出真容。

　　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就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安排部署。

　　8月23日，新华社播发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在规划纲要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

　　规划纲要明确，三省市定位分别为，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三省市“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相辅相成；三省市定位服从和服务于区域整体定位，增强整体性，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需要。

　　从此前各地上报的“北京四中心、天津四中心、河北五中心”到如今定调的“北京四中心、天津一基地三区、河北一基地三区”，微妙的措辞调整，正是呼应“一核双城”的新格局。

　　对于这一天，75岁的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先生已经等待了很久。做了50多年的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问题研究，北京和天津长期以来的功能定位争议，他都看在眼里，念兹在兹。

　　“京津冀协同发展，‘协’是协调，‘同’就是同步。北京应该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天津和河北要服从服务于大局。”陆大道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淡化“经济中心”概念

　　在规划纲要起草过程中，天津照例上报了“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但尘埃落定之际，“经济中心”概念不再，其余的制造业中心、航运中心、金融创新中心也疑似“降格”，天津官员、学者难免失落。

　　天津市环渤海经济研究会顾问、天津师范大学滨海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家祥近日在公开场合坦承，天津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不能真正做到“北方经济中心”。

　　他认为，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为导向的改革将不断深化，城市经济作用的发挥越来越不取决于行政方式的指定，“目标远大又难被认可的称号还不如贴近优势又自主奋斗的特色定位更为实际和可行。”

　　“多中心，等于无中心。”包括李家祥在内的不少学者，都用这句话来解读规划纲要最终的变化。

　　几十年来，围绕着“北京和天津谁是经济中心”的争议，不绝于耳，此消彼长。

　　天津一直以“北方经济中心”自居和要求。从清朝后期的北方洋务运动中心，到20世纪30年代的“上青天”（即上海、青岛、天津，当时民族工业最为发达），都是天津人心中抹不去的情结。

　　不过，在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天津感受到了很大的落差。

　　在与首都北京的工业化竞争中，许多大型和重点工业项目优先落户北京。到上世纪60年代末，北京工业产值已经开始超过天津。

　　双方矛盾还体现在港口上。

　　按照地理位置，天津理应成为北京进出口物资的首选港口，但由于双方缺乏很好的协调和配合，北京上世纪80年代还在河北乐亭联合建设了京唐港，然而效果也并不如意。

　　上世纪80年代起，天津大型钢铁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等基础原材料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很快，同时确立了北方重要的航运中心地位。

　　20世纪90年代，国家决定在上海浦东建立新区，天津便一直要求在滨海建立同样的新区。这一梦想在2006年成为现实。

　　没过多久，国务院在批复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时，首次明确表示要将天津逐步建设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相比1997年，中央对天津的定位表述“环渤海地区中心”和“努力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无疑是更进一步。

　　与此同期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则只提了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未提及经济中心。

　　“天津取代北京成为经济中心”的提法，一时间成为主流，学界呼声很高。

　　此次规划纲要起草过程中，也曾有媒体传出，首都经济圈将改变以往以北京为中心的模式，而是以北京、天津为双中心，将所有临近北京的区域都纳进“京津冀一体化”范围内，从而构建出“两核多点”格局。

　　在北京化解“大城市病”的背景下，还有学者呼吁：京津冀一体化破局关键是北京城市功能重新定位，剥离经济中心的帽子，“否则只会愈加臃肿”。

　　对此，陆大道一直是坚定的反对派。

　　在他看来，经济中心的概念很广。北京目前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第二产业只占不到1/4。北京建设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心，恰恰可以减轻人口过度集中的压力，因为论单位国民经济增加值所需要的就业岗位，高端服务业仅仅是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1/5~1/3。换句话说，北京地区的人口规模过大，并不是首都北京经济中心的功能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