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界级城市群的高度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去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北京时对北京核心功能的定位，此番延续到了规划纲要中。

　　“四大中心没提经济中心，不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放弃发展大而全的经济体系，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高精尖经济结构。”此前，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士祥也曾解释，“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退就没有进，退在前面，才能有进；退得坚决，才能进得更好。”

　　虽然北京没有被赋予“经济中心”的定位，但陆大道认为，国际交往中心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覆盖这一内涵。

　　规划纲要起草过程中，风向悄然转变。最终的规划纲要，对京津冀整体定位从“首都经济圈”调整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和陆大道课题组提出的核心观点十分相近。

　　去年7月，由他领衔的课题组向国务院上报了一份《关于京津冀大城市群各部分功能定位及协同发展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将北京定位为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天津则应为华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陆大道重申，无论从全球产业分布、国家竞争力客观发展的需要，还是目前北京已经形成的国际交流及总部经济基础，首都发展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中心”最符合国家利益。

　　“20年前，全球经济网络是‘地点空间’，现在是‘流的空间’。像纽约东京巴黎等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金融流汇集的节点城市，就控制了全球。”陆大道向澎湃新闻记者强调，在当今世界，处于世界性“流”的节点上并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对于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地位，比相同级别的制造业大城市要重要得多。

　　“一个大城市的重要性不在于GDP多高，而在于企业对全球的控制能力、对地区的带动能力。”陆大道肯定地说，“北京已经是这个地位了，它正在成为金融、商贸、高技术以及大规模研发、信息、中介等高端服务业的基地。”

　　北京总部经济规模庞大，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集中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央企总部，超过四成的跨国企业在北京设立投资性公司。2013年，北京超越东京成为全球拥有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

　　30多年来，北京可谓占据了中国金融资源的半壁江山。包括“一行三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1家保险公司总部都在北京。而前不久亚投行总部确定落户北京，无疑又为北京金融地位加码不少。

　　过去近十年间，天津滨海新区一直有意承接北京金融产业转移。不过，陆大道对此并不看好。

　　他在论文及受访中多次谈起去年4月的一则媒体报道——定位于商贸金融中心的天津滨海响螺湾商务区进行了大规模建设，那里曾一度被称作“中国未来的曼哈顿”，但“48栋摩天大厦至今仅有两栋正式完成入驻，多数项目或半途停工或封盘”。他认为，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天津高端服务业发展潜力受到限制。

　　陆大道解释，以金融为龙头的高端服务业具有巨大的空间集聚效应。这些对信息高度依赖的行业服务聚集在信息流的节点城市，方便行业或企业间管理理念、合作和竞争策略、危机应对策略等隐性知识的传播。“这些企业经常在一块交流，比企业上下游之间的联系都要密切得多，他们一个也不愿分开。”

　　而北京的优势也正在于此。

　　陆大道说，北京早已是中国的“政策高地”，这一重要性质是由首都的功能决定的，也是长期发展态势的自然延伸。“国际性的高端服务业机构（国家、大洲等地区总部）进入中国，要和中央政府和各部门打交道，首选落户地自然是北京。”

　　“像东京、巴黎、伦敦、首尔等发达国家的首都，也是因为这种功能而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和国际性金融和商贸中心的。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相反，美国和澳大利亚只是特例。它们都是移民国家，先在港口城市形成经济中心，独立建国后，出于各自的政治原因才确定新建首都。天津的情况不能和他们类比。”

　　陆大道认为，就经济总量而言，天津仅属于全国第二梯级大都市范畴；就产业特点而言，天津明显以第二产业为主体，总部经济远远不及北京、上海和香港。在天津发展及滨海新区开发的目标和方向也不宜与上海（及其浦东）、香港类比。“天津的经济辐射力和影响力在国内基本上是大区域性的。”

　　他表示，将天津定位于京津冀城市群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中心城市，不符合天津的优势、区位条件及发展现状。“天津有自己的位置，制造业、航运业，应该和北京错位竞争。”

　　对于天津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定位，陆大道比较认可。“搞一些金融衍生品试验，比如医疗保险机构发行债券，看看市场反应怎么样。我估计以地区性金融机构为主，和原来设想大不一样。”